1994年，在被中国收养近50年后，日本遗孤赵连栋在踏上日本国土之后，再也没有给养母打过一个电话，养母不慎摔成重伤，他也拒绝回国探望。 日本遗孤问题源于二战末期，日本战败后大批开拓团成员撤离东北，留下数千儿童。这些孩子多为随军家属后代，父母或死或逃，导致他们流落街头。中国民众在抗日战争创伤未愈时，选择收养这些遗孤，体现了普通人的宽容。赵连栋就是其中一例，1945年被赵凤祥夫妇从哈尔滨垃圾堆救起。那时哈尔滨刚解放，社会混乱，食物短缺，夫妇俩自家日子都紧巴巴，却多出一张嘴。男孩当时四岁，说日语，身上冻伤严重。夫妇给他喂粥，取名赵连栋，融入家庭。邻居知道后反应激烈，抗日情绪高涨，有人骂他们汉奸。亲戚中李秀荣家人曾遭日军杀害，更难接受这种举动。夫妇俩顶住压力，坚持抚养，认为孩子无罪。 赵连栋成长过程充满坎坷，上学时同学因他长相不同而排斥。李秀荣多次干预，一次冲突中她怀孕七个月被挤倒，导致流产，此后十年无孕。身体落下病根，但她继续操持家务。闲话影响李秀荣在军服厂工作，厂里传言沸腾。1955年，他们卖掉房产，搬到河北吴桥老家避风头。吴桥农村条件差，草屋漏风，冬天冷得钻心，但没人知晓赵连栋身份，日子相对平静。赵连栋在那长大，像本地孩子一样劳作学习。后来去天津电力机械厂上班，当司机和质检员。1958年娶朱秀英，生五孩。李秀荣夫妇帮带孙子，教导生活技能。赵凤祥早逝，李秀荣寡居后随女儿赵连琴去宁夏银川。那里条件仍苦，房屋简陋，赵连栋不时探望，带些用品维持联系。一家人在贫困中维系亲情，他在中国扎根。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，遗孤寻亲政策出台，赵连栋从新闻获知，萌生回国念头。李秀荣支持，让女儿回哈尔滨核实身份。经过努力，1992年联系上日本生父，生父家境好，为军官后代。赵连栋先去日本三个月，返回时大家以为仅认亲。实际他在办移民手续，准备全家迁日。1994年2月，他带妻儿十四人乘船到横滨定居。走前许诺李秀荣很快回来，并在青岛买房养老。从此音讯全无，电话不接，信件不回。李秀荣年事渐高，身体衰弱。1997年她在家摔伤腿骨，卧床不起。赵连琴多方联系上他，告知伤情，求他回国。他在电话中称日本是祖国，他有日本人血统，不再返回。赵连琴转述给母亲，李秀荣默默承受。 2000年李秀荣脑溢血，瘫痪多年。赵连琴写信求问候，无回音。赵连栋在日本改名野板祥三，生活稳定，家庭扩大，对中国一侧置之不理。2005年李秀荣87岁住院，身体极弱。她反复表达想见他，问缘由。赵连琴再打电话恳求，他拒绝，重申忘记他们。李秀荣未见人离世。赵连栋留在日本，无悔意。他的选择暴露忘恩逐利。李秀荣的付出体现民众朴实，无求回报。战争余波在个人命运中延续。这种故事在日本遗孤中并非孤例，许多遗孤回日后面临身份认同冲突。中国收养家庭多达数千户，他们承受社会压力，抚养孩子成人。一些遗孤回日后保持联系，甚至资助养父母。但赵连栋案突出负面，引发讨论人性和感恩。 日本遗孤回国浪潮从1970年代开始，到1990年代高峰。赵连栋移民时，正值大批遗孤携眷返日。日本政府提供安置，遗孤多改回日名，融入社会。赵连栋生父军官背景，提供经济支持，让他快速适应。相比中国贫困生活，日本环境优越，医疗教育完善。这或许影响他的决定，切断旧联系。养母李秀荣一生劳苦，从哈尔滨到吴桥再到银川，迁徙为保护孩子。她的健康因早期冲突受损，晚年多病。女儿赵连琴负担照顾，经济拮据。赵连栋在日生活无虞，却无援助。类似案例中，有些遗孤回中国探亲，甚至定居，表达谢意。但赵连栋彻底断联，拒绝探望，显示冷漠。 中国对日本遗孤的收养，体现了人性光辉。二战后，东北遗孤约5000人，多由中国家庭抚养。政府后期提供援助，但早期全靠民间。赵凤祥夫妇代表这类普通人，不计前嫌。他们的举动在当时社会背景下，面临巨大阻力。抗日战争造成中国巨大损失，民众仇日情绪浓厚。收养遗孤被视为背叛，夫妇俩遭孤立。搬家后，吴桥生活虽苦，但赵连栋得以正常成长。结婚生子后，一家和睦。邦交正常化打开寻亲大门，许多遗孤如赵连栋般行动。1992年找到亲人时，他已近50岁，在中国有完整家庭。移民决定涉及全家，妻儿随行。 赵连栋回日后行为，引发舆论关注。媒体报道其故事，突出忘恩负义。养母李秀荣晚年凄凉，多次住院，无人探视。赵连琴作为姐姐，承担一切，多次联系无果。他的话语“日本是祖国”反映身份认同转变。战争遗孤常面临双重文化拉扯，在中国长大，却有日本血统。回日后，一些人适应困难，思念养父母。赵连栋选择彻底融入，忽略养育之恩。日本社会对遗孤有专门团体，提供心理支持。但他未表现出冲突，直接断联。养母去世时，他无动静。故事流传，提醒教育孩子知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