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3年，梁启超把全家人接到了日本。他一见到妻子的“陪嫁丫鬟”王桂荃，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，妻子李蕙仙默默地把一切尽收眼底。一个夜晚，她和梁启超说：“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。” 1903年梁启超一家搬去日本那天，十七岁的丫鬟王桂荃站在人群最后头，她记得李夫人临走时说我都安排好了，手指头掐进掌心，没人留意这个，连梁启超也没注意，他光盯着这比他小十三岁的姑娘眼睛看。 后来的婚礼办得挺简单，红纸都没贴全，王桂荃照旧在厨房熬粥，去李夫人屋里梳头，夜里多了一盏灯陪着读书，梁启超教她认字总说学点文化好记账，她却把账本记得比县衙账房还清楚。 1929年梁启超走了，王桂荃把九个孩子一个个送出去念书，北平胡同里那盏油灯半夜还亮着，她低头补衣裳，边上摊着发黄的书页，有回汉奸上门要梁家的书，她直接坐在门槛上哭，书是孩子们的饭碗，砍了头也不能给。 1968年冬天，河北农村的牛棚里，八十二岁的王桂荃还念着梁思礼的小名，孩子们赶回来时，山坡上只立了一棵白皮松，导游带人路过，总压低声音说，你瞧那树根扎得多深。 梁思成在日记里说，母亲临终前紧紧抓着王桂荃的手，怎么也不松开，可到下葬那天，这个撑起梁家半边天的女人，还是穿着丫鬟的衣服，站在最后一排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