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4年，新四军情报员周迪道被捕后，很快选择投降，不久，他给上级写了一封信：“日军争取我投降，我无法逃脱，不如将计就计！”这事在当时余姚和宁波的地下圈子炸开了锅。谁也没想到，周迪道这个一向低调的财经主任，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，做出一个几乎没人敢想的决定。 周迪道是浙江余姚人，家境殷实，读过几年新式学堂，懂财务又会记账。1938年新四军进驻浙东时，他带着自家粮店的账目和人员加入队伍，成了财经部门的骨干。平日里他总是穿着灰布长衫，说话轻声细语，连抽烟都只抽旱烟，不像别的干部爱摆架子。可谁能想到，这样一个看起来温吞的人，在生死关头能下出“假投降”这步险棋。 他是在余姚城外的一个联络点被捕的。那天他去跟一个商人取情报，对方临时变卦，喊来了日军宪兵。周迪道被推进囚车时，瞥见街角的墙上贴着新四军的标语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不能让密码本落到日本人手里。审讯室里，日军小队长山本是个中国通，上来就递烟：“周先生，你的账记得清楚，人也聪明，跟我们合作，保你荣华富贵。”周迪道低着头抽烟，烟雾遮住了他的表情，只听他说：“我懂财务，不懂打仗，你们要我做什么？” 山本以为他松口了，立刻安排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周迪道被关在宪兵队的招待所里，每天有人送饭、送报纸，甚至允许他在院子里散步。他很快就摸清了宪兵队的作息规律：早上六点换岗，中午十二点队长吃饭，晚上八点是最松懈的时候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发现山本急于破获整个浙东地下网络，经常让他整理一些假情报去试探其他联络点。 周迪道给上级的信是通过一个送饭的老头带出去的。那老头姓陈，是周迪道早年资助过的孤儿，如今在宪兵队当杂役。信里除了说明情况，还详细写了宪兵队的布防图和山本的作息时间。上级收到信后，专门派了经验丰富的老刘来跟他接头。老刘第一次见他时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你这一步走得险，可也是唯一能活又能干的办法。”周迪道笑着递上一杯茶：“只要能完成任务，命可以不要。” 接下来的两年里，周迪道成了日军眼里的“红人”。他帮山本整理账目，顺便把日军的军费流向记下来，再通过老陈传给老刘；他还故意推荐一些无关紧要的商人给山本，转移日军的注意力。有一次，山本让他去宁波查一个“可疑的新四军联络点”，他一路上做了标记，回来后把路线报给了上级，结果那次行动新四军提前撤离，日军扑了个空。 可风险始终存在。1945年春，山本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，拿出一份名单：“这些都是我们的怀疑对象，你帮我核对一下。”周迪道扫了一眼，发现名单上有老刘的名字，心跳瞬间加快。他稳住神，拿起笔在老刘名字上画了个圈：“这个人很狡猾，建议先监视，别急着动手。”山本点点头，没再多问。当晚，周迪道让老陈带话给老刘，让他立刻转移。老刘走后第三天，宪兵队就去了那个联络点，结果只抓到几个替死鬼。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那天，周迪道正在宪兵队的院子里浇花。山本脸色铁青地走进来，把军刀扔在地上：“周桑，你赢了。”周迪道放下水壶，擦了擦手：“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”后来，他被送到杭州接受审查，整整三个月，每天都要交代自己的行动。审查结束后，组织上给他记了一等功，可他拒绝了升职，坚持回到余姚做财经工作。他说：“比起当官，我更熟悉账本。” 周迪道的决定在当时争议很大。有人说他太冒险，万一暴露了就是叛徒；也有人说他是英雄，用智慧保住了更多的同志。其实他心里很清楚，所谓“将计就计”，不过是用自己的命去赌一个更大的胜利。他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：“真正的忠诚，不是不怕死，而是知道为什么活。”这句话，后来被刻在了余姚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墙上。 现在回头看，周迪道的“假投降”不仅是个人智慧的体现，更是当时地下斗争残酷性的缩影。在那个年代，情报员往往要在“忠”与“奸”、“生”与“死”之间走钢丝，一步错就可能万劫不复。周迪道之所以能成功，不仅因为他懂财务、会观察，更因为他心里装着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——对党的忠诚和对胜利的渴望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