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7年，妻子刚去世，快80岁的茅以升就和6个孩子商议，想要续娶，当他说出女人的名字时，孩子们大变脸色，6个孩子全都扬长而去，终生未与他再相见。 茅以升是谁？说出来很多人都知道——钱塘江大桥的设计者，中国现代桥梁工程的奠基人，一辈子跟图纸、水泥打交道，说话做事都透着工程师的严谨。 他的发妻戴传蕙是他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读书时的同学，两人结婚四十多年，一起经历过战乱、饥荒，戴传蕙跟着他从天津搬到南京，又从南京搬到重庆，从来没抱怨过一句。1967年春天，戴传蕙因病去世，茅以升在家里坐了三天，桌上摆着她的照片，面前放着没写完的回忆录，最后叹了口气，对孩子们说：“我想续弦。” 孩子们的反应比他想象中激烈得多。大儿子茅于越当时在东北搞科研，接到电话直接挂了；二女儿茅于美在美国教书，听到消息后哭了半天，说“父亲怎么能这样”；最小的儿子茅于润还在上大学，当场摔了茶杯，喊着“你要是娶她，就别认我们这些孩子”。 茅以升被孩子们的态度弄懵了，他反复说：“我找老伴儿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有人照顾我，也能帮着管管家里的事。”可孩子们根本听不进去，一个个收拾东西离开，从此再也没踏进过父亲的家门。 他说的“她”，是权桂云。权桂云是茅以升的助手，比他小30岁，在桥梁设计院当资料员。她出身贫苦，父母早逝，跟着哥哥长大，18岁就进了单位，因为肯吃苦、字写得漂亮，被分到茅以升身边帮忙整理资料。 两人共事十几年，权桂云对茅以升的工作特别上心，有时候他熬夜画图，她就煮碗热粥放在桌边；他生病住院，她每天下班后都去医院陪床，帮他擦身子、喂药。同事们都说，权桂云是把茅以升当长辈疼，可日子久了，这份疼慢慢变了味。 茅以升不是没想过孩子们的想法。他知道自己年纪大了，再婚会让孩子们觉得对不起母亲，可他实在舍不得一个人孤零零地过。戴传蕙去世后，他每天面对空荡荡的房间，连饭都懒得做，有时候看着窗外的梧桐树，会想起以前戴传蕙在树下织毛衣的样子。 权桂云的出现，像根拐杖，让他的生活有了点温度。可他没想到，孩子们的反应会这么决绝——在他们眼里，权桂云不是什么“贴心人”，是“第三者”，是破坏家庭和谐的“祸水”。 其实权桂云也有委屈。她跟茅以升在一起，从来没想过要什么名分，更没想过要取代戴传蕙的位置。她知道茅以升心里有发妻，所以每次提到戴传蕙，她都会默默退到一边。有次茅以升翻出戴传蕙的旧围巾，权桂云帮着叠好，轻声说：“您留着吧，我不介意。”可孩子们不这么想，他们觉得权桂云是“故意接近父亲”，是“想攀高枝”。这种偏见像堵墙，把他们隔得越来越远。 1975年，权桂云生下一个女儿，取名茅玉麟。茅以升高兴得像个孩子，每天下班都要抱着女儿在院子里转圈，可孩子们连这个妹妹都没见过。茅于越后来在自传里写：“不是我们狠心，是父亲的再婚让我们觉得，母亲在这个家里的位置被彻底抹掉了。”茅于美在接受采访时也说：“我们不是反对父亲再婚，是反对他选的人。她太年轻，太会讨好人，我们怕父亲被她骗。” 1989年茅以升去世时，权桂云带着女儿守在病床前，可孩子们没来。灵堂里只有权桂云和茅玉麟，还有几个单位的同事。权桂云把茅以升的骨灰盒捧在怀里，哭着说：“我对不起您，也对不起孩子们。”茅玉麟后来回忆，那天的灵堂很冷，她看见母亲的头发全白了，像冬天的芦苇。 现在再提这段往事，不是要评判谁对谁错。茅以升的孤独是真的，孩子们的愤怒也是真的；权桂云的付出是真的，她的委屈也是真的。那个年代的婚姻观念很传统，人们总觉得“糟糠之妻不下堂”，可很少有人想过，当一方先走，另一方也需要陪伴。茅以升的选择或许不够周全，但他想要的，不过是晚年有个知冷知热的人。可惜，这份简单的愿望，最终变成了永远的遗憾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