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2年，胡适突发心脏病，倒地身亡后，留下的一张老照片，镜头中的他穿着长袍，非常具有知识分子的特点。即使在离开人世之际，他仍然保持着风度和尊严。周围的人急忙行动起来，试图进行紧急救治。然而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。在被送往医院之前，他已经不再有生命的迹象。由于他的去世是突发的，同时妻子江冬秀和儿子胡祖望都不在身边，他的遗体被送回家中。 那天是个周六，通常是休息的日子，但对于71岁的胡适来说，这天比平时还要忙碌。早上8点半他就出门了，因为那是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。作为院长，他得撑起这个场子。整整一上午，都在开会、投票，好不容易选出了新一届的院士，紧接着就是下午的酒会。 从当时留下的影像资料看，胡适那天的精神头儿其实相当不错。在酒会上，他端着酒杯，笑容满面。那时候海外有4位重量级院士专程飞回来参会，胡适心情大好，甚至还罕见地凡尔赛了一把。他跟大伙儿说，虽然自己在物理学上一窍不通，但他的两个学生却是知名的物理学家，而这两个学生又教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这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。 说到动情处，他那份身为老师的骄傲，是藏不住的。 可谁也没想到，这竟然是他人生最后的“高光时刻”。 变故发生在酒会的一场辩论中。当时，胡适与考古学家李济就某个学术问题聊了起来。咱们都知道，文人吵架，虽然不动手，但那股子较真劲儿上来了，情绪激动是难免的。就在话说到一半的时候，胡适突然脸色不对了。 据当时在场的王志维回忆，胡适先是急匆匆地打断了自己的话头，招呼大家多吃点、多喝点。这现在回想起来，很可能是他身体发出的第一个求救信号。他或许已经感觉到了胸口那阵熟悉的绞痛，想以此来掩饰身体的不适，维持最后的体面。 傍晚6点半，酒会散场。胡适强撑着走到一位学者面前聊天，突然，他的身体猛地晃了一下，紧接着，整个人仰面倒地。 在那一瞬间，全场都懵了。 反应最快的是王志维，他一把抓起胡适随身携带的急救药塞进他嘴里，紧接着开始做人工呼吸、吸氧。周围的医生也冲了上来，强心针一连打了三针。可惜，所有的努力都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——毫无反应。 晚上7点25分，台大医院的主治医生赶到现场，无奈地给出了最终诊断：心脏功能完全衰竭，人已经走了。 一代大师，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把生命定格在了酒桌旁。 但这事儿真的只是个意外吗？ 就在去世前的几个月，也就是1961年11月，胡适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“围攻”。他在一次教育会议上发表演讲，直言不讳地批评东方人太爱拿“精神文明”自我陶醉，主张要客观地看待西方文明。这番话在今天看来是大实话，但在当时那个敏感的氛围下，简直就是捅了马蜂窝。 港台两地的保守派学者对他发起了铺天盖地的攻击。胡适一辈子标榜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”，但面对这种近乎人格侮辱的围剿，心里能不堵得慌吗？那段时间，他心脏病频繁发作，口袋里随时揣着急救药片。 更玄乎的是，早在去世前八个月，胡适似乎就有预感。 那是1961年6月的一个晚上，他和王志维喝酒。喝着喝着，胡适突然冒出一句让人后背发凉的话：“哪天你见不到我了，就去我卧室看看。那儿有个铁柜子，柜子里有只小皮箱，我的遗嘱在里头，后事都安排好了。” 当时王志维吓了一跳，赶紧拿胡适的老师杜威打圆场，说杜威写了遗嘱还活到了93岁呢。胡适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 事实证明，胡适是对的。他那份早在1957年美国做胃溃疡手术时就立下的遗嘱，最终派上了用场：书籍捐给北大，手稿留给台大，剩下的那点家底留给妻子江冬秀。 最耐人寻味的，是蒋介石的态度。 胡适去世后，蒋介石送来了一块亲笔题写的匾额，上书“智德兼隆”四个大字。在公众面前，老蒋给足了胡适面子，不仅派蒋经国去吊唁，还亲自写了一副挽联：“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，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。” 这话听着是夸，细琢磨全是刺儿。 这就是胡适晚年在台湾的真实处境：看似风光，实则凄凉。 送葬那天，台北下起了蒙蒙细雨。成千上万的民众穿着雨衣，打着伞，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。这些人里，有多少是真读懂了胡适的书？恐怕不多。他们送的，或许是那个时代仅存的一点温文尔雅。 胡适最后被安葬在南港，那是当地士绅李福人捐的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