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洲内部正在讨论10万亿美元资产“武器化”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 19 日表示，如果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，美国将“100%兑现此前威胁”，对反对美国接管格陵兰岛要求的八个欧洲国家加征关税。详见历史文章：欧洲主权值多少钱？当关税开始标价领土1974年，教员就看到欧洲今日的格陵兰岛危机，他指出了一条路而在欧洲内部，一个完全不同层级的讨论也在同步展开：是否应该动用欧洲持有的、接近 10 万亿美元的美国资产不对称反制手段，以阻止美国对格陵兰岛的主权诉求？这是继昨日针对93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报复性关税之后，欧洲的另一层威力更加强大的反制手段。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强硬，并不意味着美国拥有无限承受能力。相反，它掩盖着一系列无法回避的内部约束：持续的通胀压力、尖锐的政治撕裂、以及长期去工业化造成的产业空心化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国已经被迫在两个方向同时用力——一边是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，另一边则是对盟友体系的重新定价。现实决定了，美国无法同时承受与中国的全面对抗，以及与欧洲的彻底决裂。1974年，教员就看到欧洲今日的格陵兰岛危机，他指出了一条路美国长期同时运行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。这意味着，美国必须持续吸收外部资本。传统的贸易反制手段，比如对美国波本威士忌、哈雷摩托加征关税，在常规贸易摩擦中或许有效。但在这一次，它们的边际作用正在迅速下降。原因并不复杂：当美国政府愿意为了地缘与主权目标，主动承受经济代价时，关税很难改变其决策。欧洲如果还停留在“对等加税”的层面，实际上是在用低强度工具，对抗高强度目标。要和美国真正掰手腕，欧洲必须直击美国的结构性痛点。这个痛点不在制造业，也不在出口，而在融资。美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军事强国，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。它的财政赤字、经常账户赤字和资产高估值，全部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：外部资本必须持续流入。当前，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（NIIP）处于历史性的负值，这意味着维持美国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联邦预算赤字，需要每天数十亿美元的外国资本流入。欧洲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区域，其资本不仅支撑了美国国债市场，也推高了美国科技股的估值。因此，将资本武器化，即“出售美国”（Sell America），成为了欧洲反制格陵兰危机的终极选项。根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（TIC）2024-2025年的数据，外国持有的美国证券总额已突破30.9万亿美元，其中欧洲投资者占据了主导地位，数据显示，欧洲公共与私人部门合计持有接近 10 万亿美元 的美国资产，主要集中在：美国国债、美国股票、对美直接投资三大类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过去十年中，欧洲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发生了结构性转移：从传统的低风险国债向高风险、高回报的美国股票转移。截至2024年中，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资产组合中，股票占比已升至55%。这一结构性变化意味着，欧洲的抛售不仅会冲击债券收益率，更会直接刺破美国股市的泡沫。欧洲不需要“制裁”，只需要改变边际需求讨论“资本反制”，最常见的误解，是把它等同于激进抛售，甚至想象成一场“金融核战”。这种理解既不符合现实，也低估了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。在高度金融化的市场中，首先决定价格的是边际需求。谁在持续买入，谁在提供新增资金，谁就在决定估值能否被维持。一旦边际买家退出，哪怕节奏温和，价格体系也会发生变化。欧洲真正的优势，恰恰在于掌握了一部分关键边际需求。以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和瑞士国家银行为代表的欧洲主权与官方资金，长期是美国资产的重要配置者。它们的资金规模巨大、配置周期长、仓位高度集中在美债和大型科技股上。这类资金并不需要“抛售”，只要放缓再投资、下调权重、延后配置，市场就会立刻感受到变化。这里的关键不在于“卖出多少”，而在于“谁不再买了”。在当前环境下，美国资产，尤其是科技股估值，依赖的正是这种长期、稳定、被动的资金流入。一旦像挪威主权基金这样覆盖几乎全部标普500成分股的机构，开始调整基准权重，市场失去的不是存量资金，而是持续托举估值的力量。指数资金和量化交易会把这种变化迅速放大。同样的逻辑，也适用于瑞士国家银行。作为少数直接大规模持有美股的央行之一，SNB 的操作天然带有政策信号。一旦其减持高估值科技股，市场不会把它理解为“技术性操作”，而会解读为风险偏好下降。这种解读，本身就会加速去风险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些动作在形式上都属于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，而非制裁。它们可以被解释为应对通胀、汇率或组合集中度的正常调整，但在效果上，却会对美国资产价格形成持续压力。除了主权和央行资金，欧洲私人部门同样构成重要变量。养老金和保险资金不承担政治任务，但它们对不确定性极其敏感。一旦美国被重新定价为“政治风险上升的市场”，这些资金会率先降低美元敞口、提高对冲比例。历史经验表明，私人资本往往早于政府行动，而且一旦撤离，很少回头。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托管与结算体系。比利时、卢森堡等国家名义上持有大量美国资产，真实原因在于它们是全球资金的托管与注册中心。欧洲或许无法直接指挥这些资金的去留，但它掌握规则制定权。在极端情况下，通过监管和结算规则改变交易条件，本身就足以构成强烈信号。这不是“卖出资产”，而是改变资产能否顺畅流动的前提。归结起来，欧洲不需要公开对抗，就能持续改变市场定价的路径就有三条：第一，美债到期后不再滚动再投资，让需求自然收缩；第二，下调美股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权重，尤其是权重科技股；第三，通过风险权重、对冲要求等方式，提高美元资产的持有成本。第一条传导链美债 → 利率 → 美国财政与实体经济美债市场高度依赖外资。外国投资者持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国债，其中欧洲占比显著。如果欧洲边际需求下降，市场会出现三步反应：首先，一级交易商需要承接更多国债供给，资产负债表压力上升；其次，回购市场的资金开始趋紧，短端利率波动放大；最终，长端国债收益率被迫上行，以吸引新的边际买家。收益率上行并不会停留在国债市场内部。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，它会同步传导至住房按揭利率、企业债融资成本以及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融资条件。对美国而言，这意味着财政成本上升与实体经济承压同时发生。第二条传导链股市 → 财富效应 → 特朗普的中期选举相比国债市场，股市的政治敏感度更高，传导速度也更快。欧洲投资者持有约五分之一的美国流通股，这使得欧洲资本在美股中扮演着重要的边际定价角色。当前美股估值高度依赖两个条件：全球流动性持续充裕，以及风险溢价被长期压缩。一旦欧洲资金开始系统性降配，美国市场会迅速感受到压力。通常的路径是，权重股率先承压，随后指数资金被动卖出，动量和量化交易失效，波动被放大。这一过程之所以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，是因为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高度绑定股市。养老金账户、401(k) 计划和指数基金，使得资产价格变化能够快速转化为社会情绪和政治压力。对于正在面对中期选举压力的特朗普而言，股市下行带来的冲击，远比贸易逆差数据更直接，也更难忽视。第三条传导链美元成本走弱+融资成本上升 → 滞涨风险传统危机中，美元通常走强。但这一逻辑依赖一个前提：风险来自外部冲击。如果风险来自美国自身政策，情况会发生变化。当欧洲资本减少美元资产敞口、资金回流本币或其他市场时，此时会出现如下情境：美元走弱输入型通胀上行美联储政策空间收缩在高通胀环境下，这种组合会显著提高滞胀风险。美国也持有欧洲资产但金融体系远比欧洲脆弱需要强调的是，美国在欧洲同样拥有大量资产和利益。美国企业在欧洲的直接投资规模庞大，美国资产管理机构也深度嵌入欧洲资本市场，技术与金融基础设施存在高度相互依赖。这决定了双方都不具备“极端出清”的现实空间，全面金融对抗的成本过高，约束真实存在,这决定了双方都不具备“极端出清”的空间。但相互持有并不意味着对称脆弱：在金融体系中，负债端永远比资产端更脆弱。如果两方都在进行资产武器化的博弈，那么极限情况下，负债方（美国）远比欧洲脆弱。制度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欧盟已启用《反胁迫工具》（ACI）欧盟已经启用《反胁迫工具》（ACI），该工具允许在成员国遭受经济胁迫时采取反制措施，覆盖范围明确包括金融领域。这意味着，一些过去只能以“自发市场调整”形式出现的资本行为，如今具备了制度正当性。监管层的表态、规则的微调、风险权重和合规要求的变化，都可能被市场解读为方向性信号，并通过价格机制被迅速放大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资本不需要等待冲突全面升级，也不需要政府下达明确指令。只要制度开始改变风险定价，市场就会提前行动，完成资产配置的再平衡。问题随之出现：市场会不会再次出现类似去年的“Sell the America”？这一问题值得持续关注，因为它并非情绪判断，而是对制度与定价机制变化的理性推演。长期以来，美元、美债和美股被全球投资者同时视为“避风港”，但在去年一次关税冲突升级后，这三类传统避险资产曾罕见地出现同步回调，华尔街将其形容为“Sell the America”。当时，关税政策的突然升级，引发市场对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重新定价。道琼斯指数在短时间内大幅下挫，标普 500 市值迅速缩水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债和美元并未像以往那样吸收风险，而是与股市一道承压。这一现象曾被市场视为阶段性异常，但它留下了一个重要信号：当美国政策本身被视为风险源时，美国资产的避险属性并非不可动摇。在当前制度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的背景下，这一情景是否会以新的形式重现，正成为市场需要持续观察的关键变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