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.9万元，在今天看来或许算不上惊人数字，但在1982年，这相当于一名普通干部整整100年的工资收入。就是这笔钱，让一位县委书记走上了刑场，也打响了改革开放后反腐败斗争的第一枪。 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，古老的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。然而，当新鲜空气涌入的同时，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。 由于国民经济百废待兴，人民日用消费品极为短缺，一些干部利用职权或凭借影响和关系，以低价、超低价或象征性付款的方式，向企业单位购买高价进口的彩电、洗衣机、录像机、组合音响等高档耐用消费品，成为当时盛行的腐败现象。群众私下议论，这些干部"工资虽低，含金量却很高"。 广东海丰县的情况尤为触目惊心。这个与港澳海上交通便利的沿海县，走私问题严重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。全县除汽修厂和糖厂两个企业外，其他基本上都倒闭了。没有生活来源的老百姓，只能铤而走险去走私。当地甚至被讥讽为"远东的国际市场"。而本该负责打击走私的县委书记王仲，却监守自盗，沦为腐败的典型。 王仲的腐败，从收受一台电视机开始。1979年秋，当地一名广播员给王仲家送了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，王仲很快让他如愿以偿前往香港探亲。这也是王仲的"第一次"。尝到甜头后，他的胆子越来越大，开始大量收受、索取港商的电视机、收录机、电冰箱等物品，甚至将缉私的物资运回自己家中，然后再转手倒卖。作为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，王仲把缉私仓库变成了自家的"私仓"。 在他的纵容和影响下，海丰县走私贩私一度泛滥成灾，一批干部被腐蚀，一些基层组织瘫痪或烂掉，一些缉私人员执法犯法、监守自盗。据后来调查，与王仲案一起立案审查的159起案件中，涉及316人，党员竟占六成以上。 群众纷纷写信检举揭发。1982年1月5日，中央纪委对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情况写了一份简报，题为《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》。这份《信访简报》送到了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案头。据陈云秘书朱佳木回忆，看了涉及党员干部触目惊心的经济犯罪问题的《简报》后，一向冷静的他勃然大怒，脸憋得通红，而且拍了桌子。 陈云当即批示："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，我主张要严办几个，判刑几个，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，并且登报，否则党风无法整顿。"在陈云的批示旁，邓小平又加了八个字：雷厉风行，抓住不放。 六天后，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，研究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，并就此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。一场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，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。 同年4月10日，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出警告。他说："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，不过一两年时间，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。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，而是大量的。"他强调，如果不坚决刹住这股风，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"改变面貌"的问题，这不是危言耸听。 此案的处理受到陈云的极大关注，他多次听取案情汇报，先后派出100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。有人说，王仲是老同志，曾为党作出一些贡献，是否该从轻处理。但陈云态度坚决：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，在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，王仲起到非常坏的作用，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惩处，对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及改革开放都是不利的。 1983年1月17日，汕头举行1.7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后，王仲因贪污罪和受贿罪被执行枪决。"当时的反响应该说震动全国，简报一发，报纸一发，全国人民都说这是动真格的了。" 仅开展严打的第一年，在纪委系统立案的党员经济犯罪案件就有16万件之多，其中结案并开除党籍的有5500多人，移交司法部门判刑的有3万多人。到1983年10月，中央纪委统计的经济犯罪案件中，开除党籍的有9000多人，受党纪处分的有1.8万多人，两者合计2.7万多人，比1927年"四一二"以后全国党员总数还要多一倍多。 时任广东省委常委的寇庆延后来回忆说，王仲被重判，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，走私贩私的歪风被压下去了。可以说，杀了一个王仲，教育了一批干部，摆正了广东探索改革发展的方向盘。 邓小平后来评价说："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。"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