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，澳大利亚一位104岁的科学家，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，当药物注射到他的体内后，他却突然开口说话，说出的话更是逗笑在场的所有人......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“关注”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，感谢您的强烈支持！ 大卫·古德尔教授是位不一般的老人。 他在澳大利亚珀斯的一所大学做荣誉研究员，到2018年，已经104岁了。 在很多人眼里，能活到这个岁数，身体没大毛病，脑子也清楚，还受人尊敬，这简直是“人生赢家”的模板。 可就是这位看起来什么都挺好的老先生，做了一件让全世界都惊讶的事： 他攒够了钱，在家人陪伴下，从澳洲飞到遥远的瑞士，请医生帮他注射了药物，平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要理解这个决定，不能只看他104岁这个数字，得看看他最后几年到底是怎么活的。 对古德尔来说，活着不是喘口气就行，他需要两样东西： 有事可做，和自己能做主。 他搞了一辈子生态学研究，直到100多岁，还坚持每周四天坐公交、转地铁，花一个半小时去大学的办公室。 那间办公室是他的“灯塔”，在那里，他能和同事聊聊天，看看最新的论文，感觉自己还和世界连着线。 对他而言，这不仅仅是“上班”，这是他保持清醒、对抗衰老侵蚀的方式。 可是，这座“灯塔”差点熄灭了。 2016年，大学方面觉得，让一位102岁的老人独自长途通勤风险太大，出于安全考虑，通知他不能再使用那间办公室。 这个消息对古德尔的打击是巨大的。 他觉得，这不是关心，而是一种基于年龄的、冰冷的拒绝，意味着社会已经判定他“没用”了，该退场了。 这件事闹上了新闻，在舆论压力下学校恢复了他的权限，但附加了必须有人陪同等条件。 自那以后，味道变了。 那个他奋斗、社交、找到价值的“战场”，变得有些陌生和拘束。 与此同时，他的身体正在一寸一寸地背叛他。 他热爱大自然，年轻时能跑遍野外考察， 可现在，他的世界缩小到客厅和卧室。 视力坏到几乎无法阅读，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如同失去双眼。 他需要靠助行器才能艰难挪步，最喜欢的网球也只能放弃。 最可怕的一次，他在家里摔倒，因为独自居住，竟然在地上无助地躺了两天，才被定期来打扫的钟点工发现。 那个时刻，冰冷的绝望感比地板的寒意更刺骨。 他意识到，自己不仅失去了探索世界的能力，甚至连保护自己、维持基本体面的能力也几近丧失。 他成了自己身体的囚徒。 于是，他开始认真思考“离开”这件事。 他的祖国澳大利亚，当时绝大多数地方不允许安乐死。 他不想等到完全失能、意识模糊，在病床上毫无尊严地拖延。 他想自己清醒地、有准备地，和这个世界好好告别。 他选择去瑞士，因为那里是少数允许外国人寻求协助死亡的地方。 这个决定得到了他孩子们的理解。 虽然悲伤，但他们知道，父亲一生要强，追求自主，这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他对自己生命主权最后的、也是坚持到底的掌控。 2018年5月，他飞往瑞士。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，他异常忙碌和平静。 他接受了各国媒体采访，穿着一件印有“可耻地老去”字样的T恤，带着些许幽默和反讽，向公众解释自己的想法。 他说，他不是因为得了绝症疼痛难忍，而是无法忍受这种“没有生命质量的长寿”。 他渴望的是能走进灌木丛听鸟叫的活力，而不是每天坐在椅子上等待下一顿饭的“存在”。 最后时刻是在瑞士巴塞尔一家诊所里。 程序非常严谨，医生反复确认他的心智是否清醒、意愿是否自愿且坚定。 他回答了所有问题，思路清晰。 房间里播放着他亲自挑选的贝多芬《欢乐颂》，庄严而充满生命力的旋律回荡着。 家人围在他身边。当医生开始注射药物时，据说这位幽默了一辈子的老人还轻声嘟囔了一句： “这玩意起效怎么这么慢。” 然后，在音乐声中，他缓缓睡去，再也没有醒来。 大卫·古德尔的故事，远远不止是一个“老人自杀”的社会新闻。 它像一块石头，投进了关于生命、衰老和尊严的平静湖面，激起了全球范围的讨论。 他逼问我们所有人一个问题： 当医学能轻易延长我们生命的“长度”时，我们该如何定义并捍卫生命的“质量”？ 当一个人清醒地、理智地判定，继续活着对他而言已是无法承受的负担时，我们社会所谓的“为你好”，强行挽留他，究竟是仁慈，还是一种自私的残酷？ 他用自己的生命做了一个安静却振聋发聩的宣言： 生命的尊严，不仅包括有尊严地活，也可能包括有尊严地、按照自己意愿选择离开。 他的选择，不是为了逃避，而是一种极致自主的体现。 在人人忌讳谈论死亡的今天，古德尔教授用他最后一段旅程，完成了此生最大胆，也最引发深思的一次“研究”，留下了关于生命终章选择的永恒课题。 主要信源：（界面新闻——澳洲104岁科学家赴瑞士安乐死：“活这么久我很后悔”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