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7年，一个女医生被哨兵拦住，要求出示通行证，没想到，她直接掏出一颗手榴弹：“这就是我的通行证！” 军用卡车往老山前沿开，尘土裹着炮声往车厢里灌。 女医生坐在卡车角落，一手攥医疗包，一手握两枚手榴弹。 一枚是作战杀伤弹，另一枚是巴掌大卵形弹，挂着简易帆布套。 车到前沿哨卡，被荷枪实弹的哨兵拦下。 哨兵探出身子，朝车厢喊，要求所有人出示前线通行证。 同行战士纷纷掏证件，唯独女医生摸遍口袋，没找出一张纸片。 哨兵皱眉摆手，说前沿是生死线，没通行证不能破例。 女医生急着上前两步，说里面战士等着救命，晚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。 哨兵表情严肃，说这是部队规矩，不能违反军令。 话音刚落，女医生从腰间拽出卵形手榴弹，扯掉帆布套，把引信套在手指上。 她盯着哨兵眼睛，一字一句重复：“这就是我的通行证！” 哨兵瞬间愣住，盯着手榴弹，喉咙动了动没说话。 周围战士围过来，目光齐刷刷落在女医生和手榴弹上。 没人把这当威胁，因为所有人都认得，那是前线战士人人带的光荣弹。 这种弹体积小威力不大，却是战士们最后的尊严，是被俘前自我了断的选择。 女医生举着光荣弹，又往前凑，说要去阵地救伤员，今天必须过去。 哨兵沉默几秒，抬手敬了个标准军礼。 他侧身让开道路，挥手示意卡车继续开。 女医生收起手榴弹，攥紧医疗包，跳回车厢。 这事说起来，得从后方医院的伤员说起。 当时老山正处轮战阶段，越军占部分高地，冷枪冷炮从没停过。 双方阵地最近只有十几米，战士们蹲猫耳洞，吃喝拉撒全在几平米空间里。 猫耳洞阴暗潮湿蚊虫多，战士们伤口泡汗水里，溃烂化脓是常事。 1987年1月，我军发起黑豹突击行动，目标收复那拉口要地。 这场战斗打得惨烈，31名突击队员冲上去，最后只有6人没挂彩。 伤员一批批抬到后方医院，很多人因转运时间长，错过最佳救治时机。 有的战士胳膊腿保不住，有的重伤员没撑到医院就没了气息。 女医生当时就在后方医院当军医，眼睁睁看年轻战士受苦，心里针扎似的难受。 她连续写七份请战书，申请去最前沿阵地，和战士们守生死线。 领导一次次驳回申请，说前线太危险，女同志在猫耳洞里没法生存。 领导还说，后方医院也需要人手，让她安心在后方救治伤员。 女医生没放弃，趁一次探亲假，偷偷收拾医疗器材和换洗衣物。 她找了个去前线的陕西老乡，软磨硬泡搭上前沿的军用卡车。 临走前，她找战友要了枚光荣弹，别在腰间，要守军人骨气。 卡车一路颠簸，越往前开炮声越近，路边偶尔见炸坏的装甲车和弹坑。 女医生攥着光荣弹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早点到阵地，多救一个是一个。 卡车开进前沿阵地后，女医生成了猫耳洞里唯一的女兵。 她没适应环境，就拎医疗包钻进一个个狭小的猫耳洞。 猫耳洞里空间太小，她只能蹲地上给战士们清创、包扎、止血。 有的战士伤口化脓，她一点不嫌弃，清理每一个创口。 她带的药品不够，就和卫生员想办法，用盐水代替消毒液，绷带反复清洗晾干再用。 没有伤员的时候，她帮炊事员洗菜做饭，给战士们烧热水擦身子。 她还把自己的压缩饼干省下来，分给吃不下饭的战士。 有一次，她跟着担架队下山转运重伤员，山路崎岖狭窄，到处是碎石和弹片。 为保证输液袋高度，不让空气进血管，她钻到担架底下，跪着往前挪。 锋利碎石划破她的膝盖，鲜血浸透军裤，她咬着牙没吭一声。 1987年1月的一次战斗中，一枚炮弹落在她附近阵地。 弹片呼啸飞来，击中她的臀部，鲜血瞬间浸透军装。 她从医疗包掏出纱布，自己简单包扎伤口。 战友们劝她下去养伤，说后方医院更安全，她却摇摇头，说伤员还在等她。 她缓过劲就继续给新抬上来的伤员处理伤口。 在前沿阵地的日子里，她参与了四次阵前出击和三次拔点作战。 她亲手救治的伤员超一百三十名，其中包括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徐良。 当时徐良大腿中弹，失血过多休克，是她连夜护送，举着输液袋，踩泥泞山路往后方赶。 她每隔几分钟摸徐良的脉搏，不断喊他的名字，把他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。 战斗结束后，部队给她记一等功，她成了老山前线唯一获此殊荣的军校女军医。 战士们亲切叫她猫耳洞中的南丁格尔，说她是阵地上的救命菩萨。 她在老山前线一待四年，七次奔赴硝烟弥漫的阵地，把青春热血洒在那片土地上。 她用行动兑现了举光荣弹说的话，把一枚小小的手榴弹，变成通往战士身边的通行证。 参考信息：《老山战地女军医刘亚玲：七上阵地救伤员》·解放军报·1986年8月24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