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7年，地下党员汪戈被捕，中统正要用刑，李茂堂却推门进来，先对汪戈使了一个眼色，接着对特务说：人我来审。李茂堂是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，地位不低。他对特务说出的话，还是很有份量的。 这简直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生死博弈。 李茂堂时任中统高层，手握陕西特务系统的生杀大权，此刻却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投向汪戈。 那眼神穿透了特务的重围，藏着千钧重量的默契，别慌，我来救你。 面对错愕的特务头目，李茂堂厉声喝道：“人我来审！” 短短五个字，既是命令也是掩护，瞬间打乱了特务们的节奏。 没人敢质疑这位素以反共强硬著称的上司，烧红的烙铁悄然撤去，审讯室的气氛陡然逆转。 汪戈的心跳几乎停滞。 他只知组织内有位代号“隐雷”的卧底潜伏在中统核心，却从未想过会在绝境中与之相遇。 李茂堂的突然介入让他又惊又疑，直到瞥见对方眼底一闪而过的坚定，才强压下翻涌的情绪，佯装出倔强的姿态。 审讯桌前，李茂堂将卷宗放在桌上质问：“说！你的上线是谁？地下党联络点在哪？” 这番咆哮看似凶狠，实则是为门外特务准备的障眼法。 他俯身捡拾故意摔碎的茶杯碎片时，用气音对汪戈低语：“今晚提审装疯卖傻，咬定冤枉。” 随后提高嗓门吩咐：“关单人牢房，严加看管，别让他自尽！” 这声命令既打消了特务的疑虑，又为后续营救铺平道路。 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位中共红人早在1926年便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彼时的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进步青年，在革命浪潮中毅然入党，却因叛徒出卖与组织失联。 为重新接上关系，他选择了一条九死一生的路，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。 从最底层的情报员做起，他凭借过人的机敏与胆识，在特务堆里周旋十余年，逐渐爬上陕西调查室主任的高位，成为中统在西北地区的“活地图”。 这条潜伏之路布满荆棘。 他的枕边人是中统高官之女，日常起居皆在敌人监视之下。 与地下党接头需借由茶馆、书局等场所，用暗语、密信甚至街头偶遇传递信息。 最危险的一次，他奉命“清理”叛徒，亲手将昔日同志押入监狱，转身却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出营救方案。 那些年，他白天在办公室批阅“反共”文件，夜晚在油灯下破译密码电报。 表面是挥舞屠刀的刽子手，暗地里却是为红军运送弹药的摆渡人。 真正让李茂堂站稳脚跟的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“叛变”表演。 1935年，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秘密会议，李茂堂本应参会，却因突发交通延误迟到。 当他气喘吁吁赶到会场时，四周已被中统特务层层包围。 而这场精心策划的抓捕行动中，数十名地下党员当场被捕。 时任中统头目徐恩曾震怒不已，下令全城搜捕“失踪的主犯”。 为引蛇出洞，他放出消息：“李茂堂若自首，即刻释放所有被捕同志。” 这道“赦令”实为诛心之计，意在逼迫李茂堂现身或坐实其“叛徒”之名。 危急关头，西北局负责人王超北力排众议：“茂堂绝非贪生怕死之人！” 而此时的李茂堂已在暗中观察局势，他敏锐意识到这是打入敌人心脏的绝佳机会。 次日清晨，李茂堂独自走进徐恩曾的办公室。 面对枪口，他交出一份伪造的“中共地下名单”，坦然承认“叛变”。 徐恩曾虽半信半疑，仍抛出致命考题：“十天之内，拿下王超北！” 这场生死赌局就此拉开帷幕。 李茂堂表面上调动特务大肆搜捕，实则通过秘密渠道向王超北通风报信。 当特务扑空而归时，他面不改色禀报道：“王超北察觉异常，已逃离陕西。” 徐恩曾虽恼羞成怒，却因找不到证据暂未下手，反而将他调入中统核心部门，美其名曰“戴罪立功”。 重回中统的李茂堂如鱼得水。 他利用职务之便绘制出陕西特务据点分布图，将重要情报伪装成“剿共成果”呈送南京。 他暗中保护被捕同志，多次以“审讯不力”为由拖延刑期。 甚至在淮海战役前夕，冒死送出国民党作战部署，为前线部队赢得宝贵战机。 1947年的那场营救，不过是二十年潜伏生涯中的一个缩影。 当晚，汪戈按约定在提审时装疯卖傻，嘶吼哭闹自称无辜商人。 李茂堂趁机上报“犯人精神失常”，将其转移至看守松懈的牢房。 三日后，一场人为制造的“火灾”席卷看守所，早已埋伏在外的地下党员趁乱救出汪戈。 李茂堂则怒斥守卫失职，亲自带队灭火，将这场戏演得天衣无缝。 事后他向徐恩曾汇报：“汪戈趁乱自焚身亡。” 特务们望着焦黑的废墟深信不疑，殊不知真正的英雄已从下水道悄然撤离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李茂堂的卧底身份终于解密。 当人们得知这位“中统红人”竟是潜伏最深的共产党员时，无不肃然起敬。 他没有穿过一次军装，未踏上过硝烟弥漫的战场，却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开辟了另一条战线。 那些藏在凶狠面具下的温柔，那些暗夜里传递的密信，那些以生命为赌注的谎言，最终化作照亮新中国的曙光。 主要信源：（澎湃新闻——【史海钩沉】罗振:《我党隐蔽战线第一大案》一文史实考证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