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专访谈到两岸时表示，“我是台湾人，我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。” 蒋万安那次受访，其实并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，恰恰相反，他说得非常谨慎，谨慎到几乎每一句都像是提前反复推敲过的。 他强调自己是台湾人，也强调自己是“中华民国”的国民，语气不激烈，也没有攻击性，从技术层面看，这是一套相当安全的回答。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：他说了很多，却始终避开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——到底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根本属性。 这种回避，并不是一时紧张或者临场发挥失误，而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政治习惯。 你会发现，近几年国民党中生代、青壮派人物，几乎都在用类似的话术，侯友宜如此，蒋万安如此，其他地方首长也大多如此。 先强调“我是台湾人”，这是岛内最安全的情绪锚点；再搬出“中华民国”这个名词，作为制度上的遮挡物；至于更深一层的国家认同、历史定位，则一概不谈。 他们心里很清楚，只要不把话说死，就不会被立刻围剿，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，明确表态反而成了风险行为。 但政治不是只算眼前这一步，蒋万安的问题在于，他的身份决定了外界不会只用“普通地方官员”的标准来看他。 他姓蒋，这个姓氏在台湾政治史上意味着什么，不需要多解释，它曾经代表过权力、路线、历史连续性，也代表过国民党最核心的政治叙事。 而现在，他选择把这层含义慢慢淡化，用更“中性”“去历史化”的方式重新包装自己，这在短期内，确实能降低争议，扩大所谓的“中间选民”覆盖面。 但代价是，他等于默认放弃了，国民党赖以区别于民进党的那套根本逻辑。 民进党这些年推动的“去中国化”，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，而是通过教材、媒体、公共话语慢慢渗透进日常生活。 很多年轻人并不是被说服了，而是从一开始就只接触到单一叙事，在这种环境下，地域身份被不断放大，而历史和文化上的整体认同则被刻意弱化。 面对这种情况，国民党本来有机会站出来做区分、做澄清，至少告诉社会：认同台湾、关心本土，并不等于否定历史脉络，也不等于切断两岸关系的根基。 但现实是，他们选择了更省事的做法——不反驳、不澄清，只求不被攻击，这已经不是策略灵活，而是一种方向上的退缩。 如果回头看历史，其实很多问题并不复杂，1949年之后的政治安排，联合国层面的变化，以及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，都已经把法理框架摆在那里。 今天继续使用某些历史称谓，本身并不能改变现实，只能作为一种政治修辞存在。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年蒋介石退守台湾时，在最艰难的时期，也没有否认“一个中国”的基本立场。 那不仅是意识形态问题，更是现实判断——如果连这一点都否定，岛内政权将失去最基本的合法性来源。 而现在，蒋万安这一代政治人物，却在主动回避这一立场，用模糊语言代替清晰表达，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温和，实际上是在一点点拆掉，原本用于稳定局势的共识基础。 相比之下，民进党的激进主张反而更容易被识别和应对，你可以反对它、批评它、制衡它，但这种“什么都没说、又好像说了”的话术，更容易让社会在不知不觉中，接受一种被重塑过的认知结构。 他们并不是公开主张改变现状，而是通过不断弱化关键概念，让“现状”本身发生位移。 放眼其他地区，这种逻辑其实站不住脚，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强烈的地方认同，但并不会因此否定国家认同。 地方文化是加分项，不是替代项，但在台湾的政治话语中，这两者被刻意制造成对立关系，仿佛只能选一个。 这种对立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而是长期政治操作的结果，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当局势已经高度紧张时，有些政治人物，却还在把城市交流、民间往来当成筹码。 仿佛这些本来用于缓和关系的渠道，是可以随时收紧或放松的工具，这种思路本身，就说明对整体格局缺乏足够认识。 国民党之所以还能在岛内维持存在感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还保留着某种历史连续性和文化认同，一旦连这一点都被主动稀释，剩下的就只是一个没有清晰立场的政党标签，随时可能被替换。 政治可以讲策略，但不能长期回避原则问题，身份认同不是一句口号，也不是一次采访能糊过去的事情，越是回避，风险只会越往后积累。 历史不会因为某些人的犹豫而停下来，真正的问题在于，当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有退路，现在看起来模糊的表态，未来很可能会变成需要付出代价的旧账。 蒋万安不说的那部分，恰恰是很多人最想听、也最需要被讲清楚的内容，回避它，短期内或许安全，但从长远看，只会让局势更加不稳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