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初冬，北京秦城监狱的寒霜在铁窗上凝结，65岁的周月林接过平反通知书时，

1979年初冬，北京秦城监狱的寒霜在铁窗上凝结，65岁的周月林接过平反通知书时，牙齿只剩三颗，这是她为瞿秋白案背黑锅24年的代价。这份迟来的公正，揭开了1935年福建水口镇那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突围真相。 1979 年 11 月 7 日，北京北边的山里刚下过一场雨夹雪。秦城监狱 404 号房的铁门“咔啦”一声，风把雪粒卷进来，像有人在门口撒了一把粗盐。 周月林把棉被往肩上拢了拢，她数得清自己还剩三颗牙，却数不清这是第几个冬天。薄纸是淡黄色的，上面盖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朱印，印油还没干透。 她的手指抖得几乎捏不住那张纸，油墨的腥气混着雪水的凉，钻进鼻腔时突然红了眼眶。谁能想到，一个“叛徒”的罪名，竟压了她二十四个春秋？1935年的福建水口镇，她还是闽粤赣省委的宣传部长，跟着瞿秋白同志突围时，队伍在山坳里遭了伏击。枪林弹雨中，她和丈夫周寿昌掩护伤员撤退，与大部队失散后，在深山里藏了三个月，啃野果、喝泉水，好不容易找到组织，却在多年后被翻出“旧账”。 没人追问她当年如何顶着酷刑没吐露半个机密，没人记得她为了保护同志，把仅有的干粮全塞给伤员，自己嚼树皮充饥。1955年，瞿秋白案的复查中，有人凭着模糊的证词，硬是把“出卖同志”的帽子扣在了她头上。从上海提篮桥监狱到秦城，她换了三个牢房，牙齿在一次次提审的逼问和粗粝的窝头中一颗颗脱落，最后只剩三颗摇摇欲坠的残牙，却始终没松过一句“我没罪”。 监狱里的日子，是用重复的劳动和无边的等待熬过来的。她在纺织车间搓线，手指被棉纱磨出层层老茧，老茧脱了又长，硬得能刮破纸张；她在菜地里种菜，顶着烈日或寒风，把对清白的期盼种进泥土里。有好几次，同监的犯人劝她“认了吧，或许能少受点罪”，她却摇头，用漏风的嘴含糊地说：“我认了，对不起瞿秋白同志，对不起牺牲的战友。” 朱印的红光在黄纸上跳动，像当年突围时战友们腰间的红星。这份平反通知书，没有提她这二十四年吃了多少苦，没有说那些冤枉她的人该负什么责，只轻飘飘一句“原判有误，予以纠正”。可对周月林来说，这就够了——她终于能对着天空，对着牺牲的瞿秋白同志，说一句迟了二十四年的“我是清白的”。 后来有人问她，恨不恨那些冤枉她的人？她摸了摸脸上深深的皱纹，用漏风的牙慢慢说：“恨过，但更多的是可惜。可惜那么多好同志没看到新中国，可惜那么多年光阴，没能为国家做点事。”平反后，她回到上海老家，住着简陋的小平房，靠着微薄的补助生活，却总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希望工程，说“孩子是未来，不能让他们再受冤枉罪”。 历史的尘埃有时会掩盖真相，但公道从来不会缺席。周月林用二十四年的坚守，换来了迟来的清白，也让我们看到，在黑暗的岁月里，总有一些人凭着心中的信仰，熬过寒冬，等到春暖花开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