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年，国航机长袁斌只因为不满分房制度，携带着妻子，驾驶载有95名乘客的飞机叛逃台湾，客机刚飞入台湾领域，就被拦截，乘客瞬间陷入惊恐，但最终夫妻俩的结局却让人拍手叫好..... 1998年10月28日早上，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，一架波音737正在做起飞前的最后检查。这趟CA905航班要去昆明，再转飞缅甸仰光，机舱里坐着95名乘客，谁也不会想到，自己即将成为一场荒唐闹剧的见证者。 驾驶舱里的机长袁斌，那年29岁，戴着金色的飞行员徽章，穿着笔挺的制服。要是放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上，妥妥的高端职业精英人设。他1993年进国航，短短五年就坐到了左座，这速度在当时的民航圈里算是火箭晋升。 按理说这样的履历配上那个年代的收入水平，日子应该过得相当滋润。他每个月的工资加补贴能拿到万元以上，要知道那会儿普通人一个月才赚几百块。朝阳区有套百来平的房子，楼下停着捷达车，老婆徐梅是小学老师，工作体面稳定。这配置在九十年代末的北京，已经是让人眼红的存在了。 可人的欲望这东西，有时候就像个无底洞，填不满。1998年夏天赶上住房制度改革的尾巴，单位有最后一批福利分房指标。袁斌心里琢磨着，自己技术过硬又是尖子，凭什么不能再多要一套？领导翻了翻名单，把他划掉了，原因很直接：你已经有房了，得先照顾那些家里住房紧张的同事。 这话在管理层面完全站得住脚，但袁斌不这么想。他觉得自己贡献大、能力强，理应享受更好的待遇，这种想法在他脑子里越积越深，最后演变成了一种扭曲的报复心理。他去找领导闹，吵完之后不仅房子没要到，反而被调去搞培训，飞行任务都暂停了。 这下袁斌彻底炸了，心里那股子怨气再也压不住。他开始琢磨一个疯狂的主意：把飞机开到台湾去，让单位知道自己不好惹。这种念头要是放在几十年前或许还有市场，但90年代末的两岸局势早就变了，袁斌显然没搞清楚这点。 他把计划告诉了妻子徐梅，徐梅一开始吓得够呛，这可是要命的事儿，可架不住袁斌天天在耳边念叨，说什么到了那边就能过上好日子，最后徐梅也糊里糊涂地点了头。10月28日那天，袁斌恢复飞行，执飞这趟CA905，他把徐梅带上了飞机，选好了时机准备动手。 飞机升空后平稳巡航逾半小时，飞抵太原空域时，袁斌突然要求副驾驶文飞配合，操控飞机飞往台湾。文飞起初只当是句玩笑话，可当他瞥见袁斌的神情，再看到钻进驾驶舱的徐梅，才猛然反应过来，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，袁斌猛地拉动操纵杆，整架客机在空中剧烈摇晃，客舱里的乘客吓得尖叫连连。 地面塔台发现航向偏离，立刻通过无线电呼叫袁斌，让他立即返航。可袁斌根本不理，他切断了所有退路，铁了心要把这事干到底。为了应对这起突发劫机事件，解放军战机紧急升空，可袁斌赌的就是对方不敢对载着近百名乘客的民航机开火，他就这么大摇大摆地把飞机开过了海峡。 对岸的雷达很快捕捉到这架异常飞行的客机，IDF战机迅速起飞，原本的拦截变成了伴飞护送。上午11点17分，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，袁斌解开安全带，整理了一下制服，心里大概还在盘算着即将到来的"新生活"。 舱门打开的瞬间，袁斌傻眼了。冲上来的不是欢迎队伍，而是荷枪实弹的特警，冰冷的手铐直接锁在了他手腕上。他还在那儿嚷嚷自己是来"投奔"的，可对岸早就不是那个收留劫机犯的年代了，在警方眼里，这就是威胁航空安全的刑事重犯。 法庭上，袁斌试图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，大谈什么单位分房不公。检察官直接甩出了他因为房子跟同事打电话要大户型的录音，证据确凿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政治诉求，就是一个人的私欲膨胀到失控。最终判决下来，袁斌被判7年，徐梅被判6年，两人在台湾监狱里开始了漫长的服刑期。 2001年6月28日，通过两岸红十字会的协调，袁斌夫妇被遣返回大陆，等待他们的是更严厉的法律制裁。飞行执照被永久吊销，原本的高薪工作没了，朝阳区的房子也保不住了，从人人羡慕的机长变成了人人唾弃的罪犯。 这场闹剧让95名无辜乘客经历了生死惊魂，也给民航系统敲响了警钟。后来出台的一系列安全措施，包括驾驶舱的双机长制度、更严格的人员管理，某种程度上都是拜袁斌所赐。 说到底，袁斌输就输在对形势的误判和对自己的高估上。为了一套根本不属于他的房子，他把原本拥有的一切全部推翻，连累家人也跟着受罪。在规则和法律构成的这盘大棋里，任何想要掀翻棋盘的人，最终都会把自己逼进死胡同，这个道理放在哪个年代都不会变。 参考信息：长江日报——“10·28”机长劫机案始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