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主席：坐在马路牙子上； 陈毅：坐在马路牙子上； 曾希圣：席地而坐； 是不是感觉很亲切？这是毛主席唯一一次去中山陵的场景。 一九五三年二月，南京还带着寒意。二十二日凌晨一点，毛主席乘火车到达南京。 当天午后，他在玄武湖梁洲草坪，同江苏省厅局级干部和在南京开会的地、市、县委书记见面。 大家围坐在草地上，他开门见山，说新民主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，不是长期制度。 伸手扳指头算账：第一个五年计划，一到五，还要两个，一共三个五年计划，社会主义因素一年年往里加，等加到一定份量，社会性质就会变。 过渡时间，说十五年也行，说二十年也行，对下面，就干脆讲“二十几年”。 说完这一步，又把经济家底摆出来。 国营工业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业，三年建设下来，路子渐渐清楚；农业多年积累，有基础；大的私营企业经过“五反”，资本家的底摸得差不多。 有三块情况还不明白：税收的真实状况，手工业和小工厂，商业和市场，都要继续调查。 私营工业要走公私合营的路，一年搞一点，几年下来，就能解决资本家的问题，同时同五年计划的节奏扣在一起。他提到上海，有的资本家合营后天天坐在办公室里“无公可办”，认为这种做法不好，要以我们为主，又要给人安排工作，让人看到合营以后有事做、有好处。 二十三日下午，他到中山陵谒孙中山，向座像献花篮，静静站了一会。 走出陵园，车停在路边，几个人就地歇脚。毛主席坐在马路牙子上，陈毅在旁边也坐在马路牙子上，江苏省委书记曾希圣席地而坐。 身后是石阶，脚下是公路，这一幕，被很多在场的人记住。 离开中山陵，车往紫金山开，到紫金山天文台。台长张钰哲介绍观测成果，说自己发现过一颗小行星。毛主席听完，只说，中国古代有不少数学家、天文学家，现在条件更好，更该多出几位。 之后又去了天堡城遗址。那里当年是太平天国军队同清军浴血相持的前哨阵地，坚持了两年多。 他站在旧城墙上，提起诸葛亮对孙权说的“钟山龙蟠，石城虎踞”，解释说紫金山像条盘着的龙，南京城像只蹲着的虎。说到太平军，他点出“真不简单”，又提洪秀全，如果少计较一城一地得失，把眼光放远些，结局也许会不同。 他提到在西柏坡就让大家看《闯王进京》，以后还要看。太平天国的革命历史，他认为也该建个博物馆，说这很有意义。 晚上就在屋里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谈干部和领导方式。几年来，地方干部带着群众搞生产，帮着贷款、修水利，遇到家事纠纷还有婚姻法撑腰，可有些地方老百姓仍然不满意，他觉得根子在党委。部队有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地方干部也可以订几条纪律、几条注意。 党要统一领导，方针政策要统一，具体业务交给各部门去办。 领导要抓三件事：调查，把情况查清；指导，把路子讲明；检查，要亲自下去和下级干部见面。没调查就容易主观。做事要先试办，选一个好的典型，再找一个坏的典型，两头一比，问题就冒出来。领导人也不要装得“不可测”，想得对的让大家去做，想得不对的也摊出来，让人提意见，上下通气。 他对省委用了“过滤”和“筑坝”的比喻。中央指示下来，先在省委会上讨论，适合本地的往下放，不对头的那股“臭水”要挡住；地委、县委接到任务，也要研究，不能见文件就照搬。他提到，从井冈山起就这样讲，要从实际出发。 干部学习，每周要挤出两个半天，先把国文学好，再把算术学好。 财政和税收问题，他同样没有放松。 合作社、银行、贸易、税收，党委都要抓。税收任务，他给了个比例：公营经济负六成，私营经济负三成，农民负一成。 实际执行中，有的地方征所得税下手太重，把资本家逼得直叫唤，他说这种收法要不得。 税必须按率计征，资本家应交的要交，不应当要的就不要。 “查田定产”要同五年计划结合，不吸收农民参加不行，地力和产量等级要分得细一些。税收要搞民主评议，别搞成强迫摊派。中央规定的任务数字，是控制数字，执行几个月再看，有的地方超过，有的完不成，都要拿出来研究，税务队伍也要加强教育。 谈到资产阶级，他提醒，现在还是要让他们存在，属于资本家应得的那一份，不管怎么花，国家都不能干涉。国营贸易，他点出三条毛病：货物积压多，管理费用大，资金周转慢。 最后他说，现在办好三件事，天下就不会大乱：征农业税时要确切减税，有灾一定要救，干部要年年加薪。后来有人翻资料，说这是解放后毛主席在南京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。 玄武湖草地上的会，中山陵石阶旁那一排人影，紫金山的望远镜和天堡城的残墙，都成了那几年中国往前走时一组画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