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毛主席病重时，“四人帮”认为华国锋不足为虑，劲敌还是老资格领导人。他们认为，第一副主席就是第一副主席，但第一副主席不一定是第一接班人，到底谁接班还无定论，况且华国锋也不是中央政治局的轴心。 一九七六年，政治局开会的屋子里声音很低。 毛主席还在医院时，姐一进门，椅子一片响，大家起身，连华国锋也要站起来示意。 消息传来之后，再开会，她推门进来，翻纸声比招呼声大，大家各忙各的，她自己在一角坐下，谁都明白风向变了。 “四人帮”的账本算得很清楚。 真正的对手，在他们看来，是那些资历深、威望高的老同志，华国锋不过是个“过渡人物”。那句“第一副主席就是第一副主席，但第一副主席不一定是第一接班人”，在小圈子里来回说，说多了自己也信了。 张春桥在日记里写“又是一个一号文件，真是得志更猖狂”，写得痛快，后来有点打脸。 华国锋出身不显眼，原名苏铸，山西交城县的农家孩子。 一九三八年六月参加抗日游击队，同年十月入党。一九四零年被派回家乡工作，后来当上交城县委书记。一九四九年初，他调任晋中地委宣传部部长，跟着南下支队到了湖南。 到湖南后，他做过湘阴县委书记，接着调任湘潭县委书记。 一九五二年八月，担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专员，一九五四年又接任湘潭地委书记。湘潭是毛主席故乡，这里的收成和风气随时要被对照，华国锋在这里说话做事，处处得掂量。 他常和组织部部长毛华初打交道。毛华初是毛主席的侄儿，他起初并不知情，只按同事、弟兄来相处。王淑兰从北京回湘潭，他领着在院子里转了几圈，介绍几处用房。王淑兰顺口问“大哥什么时候回来”，华国锋也不装消息灵通，只说没接到通知。 韶山水库修在滴水洞附近，山坡炸开，石头搬走，垒成拦水坝，炸出的坡面修成一条路。华国锋到工地，不光在边上看，也跟着工人抬石头。 干到一半，湘潭县委负责人来找他，两个人绕到水库上方的竹林里说话。 那一年是丰收年，田里粮食不少，报纸上的数字却一天天往天上冲。 县委负责人心里打鼓，问湘潭要不要跟着“冲高产”，不报怕被说成保守，报高又担心今冬明春吃紧。华国锋先说，湘潭是毛主席的故乡，要按中央要求把组织军事化、行动战斗化、生活集体化办起来，公共食堂、幼儿园、幸福院要办。 接着他把脸板严，说明白一条规矩：湘潭地委就管几个县，可绝对不能饿死人，湘潭县更不能出这种事，“要是群众饿死了你却还活着，我就唯你是问”。 这番话只在竹林里飘过，毛主席那时并不知道。 往前推，一九五三年他南下路过株洲，特意让列车停一停，听华国锋汇报。一九五四年七月，又在株洲停车单独接见。 十月，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，毛主席点名让华国锋列席，还要他在会上讲湘潭的经验。 会场里大多是省级领导，华国锋这个级别的人能被叫上台，已经说明问题。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，毛主席从上海回北京准备参加国庆九周年观礼，同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时，随手翻到一份湘潭农业报告。报告署名华国锋，数字不虚，情况写得细，哪块田产得好，哪里还要下功夫，都在纸上。 毛主席把报告拿在手里看下去，这种“看得进去”，是前面一件件事垫出来的。 在湖南，华国锋带队搞农业，湖南省委给予肯定。此后十年，他的职务一路往上，从地委书记走到省委领导。一九七一年，他调入国务院，协助周总理处理各项事务，开始面对全国性难题，后来担任副总理，站到了国家领导集体的前排。 毛主席病重时，接班的问题摆在那儿，只差临门一点。 他们紧盯几位老资格同志，以为只要压住这些人，局面就能按自己的盘子走。 华国锋不爱抛头露面，在屋子里坐着也不抢风头，从他们的视线里淡了下去。那张写着“你办事，我放心”的纸条送到他手里，外界这才看得更清楚，毛主席看人，是从交城、从湘潭、从国务院一路看过来的，他最终在关键时刻带队粉碎了他们。 进入八十年代，华国锋慢慢退到幕布后面，在北京一座四合院里住下，院子里搭起葡萄架，闲时浇水修枝，日子很静。 二〇〇八年，他在北京去世。 按惯例，他的骨灰本该安放在八宝山，子女想到他对家乡的牵挂，提了个请求，希望让父亲按山西老家的规矩“魂归故里”。 中央同意，骨灰最终回到交城。 这条路，从山西交城县的土坡，走到湘潭的稻田，再走进中南海的会议室，最后回到黄土坡上。 当年那句“华国锋不足为虑”，说得轻巧，如今回头看，有点扎眼。 谁算得上“轴心”，不在嘴上，在那些年复一年做过的选择里，也在关键时刻肯不肯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