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主席大难不死就是天意 一九四七年陕北风刮得紧，蒋介石把“重点进攻”的矛头扎向延安，城里一下成了靶子。 毛主席拍板撤离，中央机关跟着在沟沟壑壑里转。到第二年春天仗打顺了些，路就从黄土高坡拐向华北。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，毛主席、周恩来、任弼时一行东渡黄河，翻过长城，到河北阜平西下关。 车队里中吉普三辆，小吉普一辆，陆定一、胡乔木、师哲挤在小车上。 第二天往南走二十里，选中城南庄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就在一带，这个小院子成了大战场的“脑袋”。 聂荣臻有个老习惯，到哪都先挖掩蔽部，在外人眼里有点较真，在他看就是多留一条命。 毛主席住的那间屋子比别人略大，当办公室兼卧室，用的很简单，一张桌子，两三个暖水瓶，一篮鸡蛋靠墙搁着。 五月十八日这天是赶集日，城南庄街上一片喧闹，院子里却安静。 聂荣臻起床，在院里转了一圈，回屋吃早饭。 秘书范济生听见空中嗡嗡不对劲，跑来报告，说敌机在北面沙河上空打转。 聂荣臻放下碗出门，一抬头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在天上画圈。 没多大会儿，又压下来一架中型轰炸机，方向对得很准，冲着毛主席住的那一片。参谋长赵尔陆冲进屋，警卫员也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在劝转移。 毛主席打仗多年，有股倔劲，觉得飞机炸弹见得多了，“没什么”，就是不愿起身。 聂荣臻心里清楚，这个院子离前线不远，真要让敌人摸准了人头，肯定下死手。 他把话说到死，要对毛主席安全负责，绝不能留在屋里。 范济生奉命去找担架，院里翻了一圈，合适的没有，只好把聂荣臻自己的折叠行军床抬来，当临时担架。 几个人一边劝，一边把毛主席扶上去，一前一后抬着，往后门就走。 行军床刚出小院，炸弹就追着落下来。 敌机那天一共投下四枚炸弹，有一枚正好在毛主席住的屋外爆炸，窗户玻璃全震碎，屋里的鸡蛋被炸成一摊糊，两个暖水瓶也碎得不成样子。那张床上原本躺着的人，已经被抬出几步远，满院都是灰土味。院门口那一枚没响，成了谁也摸不准的哑弹。 毛主席在城南庄又待了几天，当晚就转到十多公里外的花山村。 城南庄后来还挨过几回炸，保卫部门越想越不对，敌机老能踩着点来。 答案压在敌伪档案里，解放大同、保定以后才翻出来。 司令部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，平常打着采买的名义经常往外跑，被王扶手下的敌特收买，手里还攥着毒药，动过对聂荣臻下手的念头，只是几次都没敢真下。 毛主席住进来之后，专门派了人单独给他做饭，其他人不许沾边，这么一挡，又躲过一回险。 法院公审，把刘从文他们几个人处了死刑。 那天的危险不止空中这一下。 轰炸过去，院子收拾妥当，毛主席吃完饭出门散步，走到院门口，看见那枚没响的炸弹，蹲在旁边打量。 聂荣臻这边已经叫工兵来拆，工兵还在路上。 他快步过去，一把拉起毛主席就往外带，只挤出一句“不许在这儿看”。毛主席顺势走开，等哑弹被工兵拆走，院子里的人这才真正松口气。 多年以后，“到底是谁救了毛主席”又被反复提起。 聂荣臻一九八一年在北京录音，说得很直接，城南庄挨炸时陈伯达不在现场。 在他记忆里，当时就是自己、赵尔陆、身边的警卫，再加上秘书范济生，几个人合力把毛主席从屋里抬出去。张桂文回忆，当年他当作战科科长，毛主席来城南庄的消息保密得很，他只从警卫班提前打扫房间看出要来“了不得的人物”。 毛主席是傍晚到的，身边人不多，除了警卫，就是江青。 陈伯达晚年的口述，是另一种讲法。 他说自己在阜平和毛主席分开住，五月中旬一早听到飞机声，心里一紧，往毛主席那边跑，半路碰见躲飞机的人，对方说劝不动毛主席。 他进屋一看，人还在犹豫，就抬高声音，说“飞机就在头顶上，要赶快走”。 毛主席这才跟着警卫出去，他自己留在院子里不动，冲那边喊“主席快走”，看见人到了相对安全的位置，再往低洼处一趴，炸弹落在院子里，把玻璃打得劈里啪啦。 这一套说法，他一九八三年住解放军二六二医院时，对公安干警又讲过。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七日，在朝阳医院病房举行刑满释放仪式，他照样提起阜平“救护毛主席”，还说一九七一年被捕，在监狱门口不愿进去，冲外面喊过一句“我救过毛主席”，羁押条件也跟着变好。 这些记忆有出入也有重合。 毛主席当时确实不太愿意走，有人先往外跑，院子里几拨人一齐上手，催、拉、抬，全用上了。 那天要说“谁救了毛主席”，难给某一个名字戴一顶帽子。有的人眼尖，有的人心细，有的人肯较真，有的人把行军床当担架，有的人在低洼处卧倒。 说“大难不死像是天意”，往里细看，也是一群人把能做的都做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