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，郭沫若的女友为他殉情自缢，让他悲痛不已，可三个月后，他站在墓前献花时，身边站着的却是逝者年仅19岁的妹妹。 这场跨越姐妹两人的情感纠葛，成了民国文人婚恋观最锋利的解剖刀。 22岁的于立忱拖着病体到东京求医时，怎么也想不到会和大她18岁的郭沫若走到一起。 那时她是《大公报》记者，他是留日多年的文坛巨匠，肺结核的咳嗽声里，文学成了他们最亲密的媒介。 只是她不知道，这位常为她修改诗稿的“导师”，家中已有妻子佐藤富子和五个孩子，操劳让佐藤显了老态，年轻貌美的她成了新的寄托。 经济困窘最终把于立忱逼回上海，可等待她的不是安稳生活，“汉奸”的流言像针一样扎进她心里，源于郭沫若留日经历的污蔑让她百口莫辩。 1937年那个春天，她在沪寓所的房梁上结束了生命，遗书里只留下四个字：悲愤难平。 《申报》称她是“才女殉情”，左翼文人却在暗地里议论，这悲剧里或许藏着更多说不清的压力。 郭沫若为她写了三篇悼文，《断线风筝》里说“她是为爱我而死”，字字泣血。 可翻开他同期的日记，满眼都是回国筹备抗战的兴奋，悼文发表那天，他正和文化界友人在酒楼畅谈国事。 我认为，文人的笔墨有时会成为情感的遮羞布，当悼文的墨迹还没干透，现实的脚步已经迈向了新的相遇。 回国后的第七天，郭沫若就站在了于立忱墓前，没过几天，通过田汉介绍，他见到了于立群。 这个19岁的姑娘是明星影片公司的演员，演过《木兰从军》，眉眼间有姐姐的影子。 她手里攥着于立忱的日记，里面写着“沫若如兄如父”，这样的文字成了情感的催化剂，八个月后，他们正式同居了。 乱世婚姻没给于立群带来多少安稳，六个孩子的接连出生掏空了她的身体，1943年那次流产让她差点没从手术台上下来。 建国后，长子郭汉英在1966年自杀，1974年整理郭沫若文稿时，她发现了那些涉及“汉奸”嫌疑的早年信件，所有的崇拜和支撑轰然倒塌。 1979年，距郭沫若去世仅八个月，她也选择了和姐姐一样的方式离开，遗书里那句“姐妹两代悲剧皆源于此”，成了这段关系最冰冷的注脚。 于立忱遗书中那句“悲愤难平”，最终成了于立群手稿上层层叠叠的批注。 那些泪痕斑斑的纸页，像一面镜子，照见民国文人在启蒙理想与私人欲望间的摇摆，也照见两个女性用一生写就的答案。 在那个新旧思想碰撞的年代，所谓的“自由恋爱”，有时不过是强者对弱者更精致的占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