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年的严打，放在中国法治史和社会变迁史里看，是一段特殊又沉重的存在，那时候刚结束特殊历史时期，社会秩序还没完全理顺，大批知青回城，加上原有待业人员，城市里待业的年轻人一下子多了起来。 这些人没工作没收入，有些就拉帮结派在街上寻衅滋事，同时，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，不少农民进城务工，人员流动变多，旧的治安管理模式跟不上了。 关键当时恶性案件接连发生，东北 “二王” 案，呼伦贝尔 “6・16” 案，上海控江路事等，这些案件让群众人心惶惶。 当时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刚颁布没几年，执法人员还在适应从靠政策办案到靠法律办案的转变，有些地方打击犯罪力度不够，导致犯罪分子越来越嚣张。 针对这种情况，邓小平提出要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，1983年8月，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严打，明确了打击对象，包括流氓团伙、杀人犯、抢劫犯、强奸犯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罪犯。 这次严打和平时的打击犯罪不一样，采取的是集中力量打战役的方式，分了三个阶段推进，持续了三年多，公检法机关协同作战，依法从重从快处理案件。 严打很快起到了效果，社会治安迅速好转，群众不用再提心吊胆过日子，但放在法治史和社会变迁史里看，这是段特殊又沉重的存在。 特殊在于，它是在特定社会转型期采取的特殊举措，当时改革开放刚起步，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，严打及时遏制了犯罪高发势头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，作为法治建设初期的一次实践，它也让全社会加深了对法律权威的认识。 沉重则是因为，严打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比如部分案件办案流程过于简略，个别地方出现量刑偏重的情况，留下了不少遗憾，这些问题也让后来的法治建设吸取了教训，更加注重依法办案，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。 1983年严打不是孤立的事件，它是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，也是法治建设探索过程中的一个节点，它让我们看到，社会稳定是发展的基础，而法治的完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进步。 以上是小编个人看法，如果您也认同，麻烦点赞支持！有更好的见解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方便大家一同探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