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现在的男性都不喜欢追女性了？漫漫历史长河给出答案 1950年初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颁布，两句话奠定了新社会的两性基调——“婚姻自由，男女平等”。这在当时是一场制度革命，年轻男性仍旧会提着粮票、骑着二八大杠去姑娘家登门，一来一回皆是礼数。 十年后，城市“工龄”与农村“口粮”成为择偶硬杠杆。追求行为依旧热闹，却多少带着计划经济色彩：分房资格、单位福利、招工指标，都是男青年手里的“名片”。那时的男性乐于主动，因为确定性高——努力工作就能换来家庭的起点。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门推开，东亚经济体彼此照镜子。日本泡沫尚未被刺破、韩国制造业蒸蒸日上、深圳蛇口日夜轰鸣。消费主义、个性解放和舶来女权思想顺流而入，悄悄改写了男女互动的脚本。 1987年东京银座的灯火灿若星河，信用卡刷出的并非只是奢侈包，也是“四男友制”那套畸形口号。当资本游说商家“把女性消费潜力挖到极致”时，男性逐渐发现：追求成本肉眼可见地上升，每一次约会都像一次无休止的“人情账单”。泡沫崩裂后，日本企业大裁员，男性的荷包率先“跳水”，追求意愿随之骤降。 1992年汉城（尚未改称首尔）景气依旧，但07、08年的两轮危机把韩国年轻人推到悬崖边。失业数据走高，Megalia激进女权组织出现，把普通男性定为“原罪”。有人在论坛里写道：“我们一起挤地铁还要互相提防，这像话吗？”短短几年，“三次约会即骚扰”的条例被推上立法日程，男生干脆不追了，一来省钱，二来避险。 有意思的是，经济曲线与追求意愿曲线竟惊人同步：当GDP增速下滑，恋爱中的男性更倾向于“躺平”。一名37岁的日本失业工程师在新宿公园长椅上对朋友说：“省下车票钱，我可以多吃两顿便利店饭团。”对话只有两句，却道尽心灰意冷。 再把目光拉回国内，大城市中“相亲咖啡馆”数量攀升，可成功率却不如十年前高。房价、彩礼、育儿成本被反复讨论，“追求”二字慢慢让位于“谈判”。男性开始计算投入产出比，“主动示好”不再被视作浪漫，而是一场高风险投资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日、韩两国的女权运动之所以滑向极端，并非平权本身有错，而是和资本及媒体共振后，出现“优越感—仇视—对立”的三级跳。结果就是：一边想要平等，一边又要求让利。矛盾激化后，男性索性退出市场，用沉默抵抗高压。 欧洲二战后的女权路线稍显温和，重在立法和就业平权，鲜少出现“消费驱动”。同样是争取权益，侧重点不同，后果也大相径庭。从这一点上看，运动的路径选择比口号更关键。 试想一下，当法律风险、经济压力与社交成本叠加，男性若仍执意做“追求者”，就必须承受超额不确定性。人性趋利避害——退出或观望的比例自然升高。日本内阁府2016年的数据给出直观注解：约六成未婚男性无意立即恋爱；韩国统计厅2020年的调查也发现，20—39岁男性中仅四成计划在五年内结婚。 再往深里追溯，会发现“追与不追”往往是经济结构、社会舆论、文化议程三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资本需要消费增长，于是抬高恋爱成本；媒体需要话题热度，于是渲染性别冲突；法律需要防范极端事件，于是提高男性行为门槛。三环相扣，追求就慢慢变成风险操作。 遗憾的是，问题甫一显现便很难快速逆转。日本企业至今仍将“女性=高人事成本”写进内部手册，韩国年轻人则把“不婚不育”挂在网络签名。国内虽未走到如此极端，但高企的生活压力已让不少人开始“未雨绸缪”——先观望，后行动。 有人把现状归咎于男性变懒，也有人把原因推给女性要求过高，若只盯着表象便很难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。从东亚三国几十年的样本看，经济失速叠加权利议题过度撕裂，就足以让传统的追求模式崩塌。解决办法并非简单的“谁让一步”，而是在制度、舆论和市场多方位去掉不必要的成本与污名。 历史不是循环播放的录像带，但相似情境总会给后人预警。追求失灵的背后，是社会各层面错配的压力值。若仍旧沿着“对立—极端—更对立”的路径走下去，“谁先开口示好”恐怕会成为一种稀缺行为，而这显然不利于任何群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