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9月27日，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。授衔典礼结束后，许多将军围在粟裕身旁，惋惜地看着他右耳上方那条很浅却明显的旧疤。没人想到，这条疤背后藏着三枚弹片，更没人想到，那是他十八年前第一次“死里逃生”留下的见证。 时间拨回到1927年8月1日凌晨。南昌城上空，电光和闷雷般的枪炮声交织。粟裕所在的警卫队奉命转移朱德等人，却在城西一片混乱的火网里折返。他一边跑、一边下意识摸了摸腰间的驳壳枪，金属冰凉，心里却滚烫。 枪声突兀地划破耳膜。一枚步枪子弹打穿了他的右颞骨，冲击让人仿佛被重锤敲了一记。说不清是疼还是闷，只觉得天地一瞬暗了下来，耳旁嗡嗡作响。粟裕倒在坡地上，意识被拉进黑雾之前，只听见排长压低嗓门：“粟裕呀，我不能管你啦。”随后，他感觉到自己的驳壳枪被人解下，携带者脚步仓促远去。 这一幕，在粤赣山区口口相传多年。有人责怪排长不仁，也有人替他辩护：带着一个昏迷的伤员越城突围，无疑等同同归于尽。那天夜里，警卫队不到半小时就被迫与主力脱节，排长究竟带走了几个人、又损失了几个人，此后再无人说得清。 粟裕醒来时，月亮刚升上山头，血已结痂，头痛欲裂。他咬牙翻身，凭惯性抓住一撮杂草，借力往下滚。泥土和汗水糊住双眼，脚下仍在滑。滚到坡底，一头栽进半人深的水田，冰凉的浑水刺激他恢复几分清醒。也正是那股湿冷救了命，血止住了，再没有继续喷涌。 “别动！”夜色里传来粗短的一句呼喝。三名掉队战士循声摸过来，把他拖到田埂上。简单包扎后，他们架着伤员往西门方向搜索主力。四个人说不上话，脚步声和粗重呼吸混成单调节拍。天快亮时，远处出现了熟悉的暗号灯光，他们终于追上了朱德带领的那一股。 朱德站在路中央，手里提着缴获的马灯，见到浑身血污的粟裕，眉头一挑。当得知年轻班长是掩护部队时负伤，朱德只是简短点评一句：“小伙子有股子倔劲，带上他。”再无多言。后来多少人回忆那一幕，都感叹朱德临危不乱的气度，而粟裕自己却记得另一件小事：朱德递过来的那只军用水壶，温水带着淡盐味，喝下去才察觉身体止不住发抖。 半日后，部队来到石径岭。狭长山道被地主民团占据，居高临下卡得死死的。朱德没有急攻，而是派出几名警卫员攀上侧壁，从背后突然插入。不到十分钟，民团枪声便七零八落，尾随的敌军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隘口打开，2500人鱼贯而过。粟裕被安置在行列末尾，仍然晕眩，却硬撑着没倒——他不想再被落下。 走出石径岭当晚，朱德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。会上既没有慷慨陈词，也没有空泛动员，只一句话：“队伍在，火种就在；谁要离开，把枪留下。”陈毅随口补了一句：“临阵脱逃，最可耻。”之后再无多余讨论，散会时夜风吹灭油灯，星子满天，仿佛一种无声默契。 整支队伍此后开始了闽赣粤交界那场艰苦拉锯。十七天急行，两次遭遇战，三度夜渡河谷。弹药短缺到极点，枪口里塞满了沙土，士兵甚至分着一块盐巴舔。有人饿倒、有人偷跑，也有人暗暗把仅存的干粮塞进伤员袖口——粟裕记得有人拍了拍他：“小兄弟，能挺一天是一天。”这句半玩笑的安慰后来竟成了他坚持的节拍器，每当眼前发黑，就在心里默念一遍。 抵达汀州时，部队从最初的2500人锐减到不到1700人。朱德下令休整，粟裕被送进简易救护所。医生挤出仅剩的碘酒，给他清创时发现弹片已经嵌在颅骨里，取不了，只得包扎固定。那天夜里，枪声突然又远又近，像一面撕开的幕布，警戒兵奔进草棚：“敌情！”不少轻伤号扭身就要拿枪往外冲。粟裕试着撑起上半身，疼得冷汗直冒，却还是摸索着抓起身旁一把破旧步枪。他说不清那一刻想法，只知道自己怕再次被时代的车轮甩下。 局势稍稳后，朱德来救护所看望。这位40岁的老军人先摸了摸粟裕头旁的纱布，笑着问：“晕不晕？”粟裕忙摇头。朱德随后语气一沉：“弹片留着，对身体有害，但暂时没条件动手术，能不能坚持？”“能。”回答脱口而出。朱德点点头，转身前又扔下一句话：“等将来有条件，再把它们挖出来。” 等到真的“有条件”，已经是抗美援朝结束后的1953年。那一年，上海华东医院给粟裕做了第一次颅骨清理，但只取出部分碎片；再后来1984年追悼会火化时，工作人员才发现还有三块亮闪闪的金属留在骨灰里——其中一块，正是南昌夜色留下的纪念。 老战史里总强调战术、强调胜负，却很少写到一个倒地的年轻班长如何在荒山野岭里咬紧牙关。粟裕后来回忆那条山坡，说自己当时什么也没想，只怕“掉队”，因为掉队就意味着革命的旗子离自己越来越远。至于被卸走的那支驳壳枪，他再没见过，也从未追究排长的去向。有人问起，他只是摆摆手：“枪不在，心在就行。” 多年以后，粟裕率部东进、西撤、东北鏖战，满身伤痕越来越多，而他相信真正的“第一次负伤”不仅仅是一颗子弹，而是那一夜醒来后，发现耳边只剩风声，却仍旧爬向战友的那段路。正是那段路，把一个血气方刚的班长连同他的痛楚、愤怒、倔强，一并推向更长、更苦、也更壮阔的征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