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5年2月下旬，天山深处的积雪刚刚松动，修路工地上一片忙碌。杨勇站在山口，望着蜿蜒的公路，身上的棉大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两年前他奉命抵达新疆，如今交通工程有了眉目，他却惦念着另一桩事——请几位老首长的夫人到边疆走走，换个心情。 杨勇清楚，这些大姐大多守寡多年，生活清苦，政治压力也大。一次饭后，杨勇对妻子林彬说：“人要活得痛快，别怕路远，把她们请来，见见大草原的天。”短短一句，定下了此行方向。 故事若只停留在“邀请”二字，并不起眼，可要在“非常时期”动用军区专机，接四位特殊身份的夫人来回新疆，政治风险不可小觑。此时北京气氛紧绷，江青在中南海频频发声，拉人、排人两手都用。1974年6月，江青曾给杨勇寄过“绝密信”，不过只是几份《国内动态清样》。杨勇把信封拍回北京，态度明白：不站队，不吹号。江青碰壁之后，便盯上他的一举一动。 3月初，军区值班飞机准备例行换班。杨勇拍板：林彬随机进京。林彬在沈阳、北京两地搬家惯了，这趟却是新差使。她在首都只停留一个白天，先后登门拜访何莲芝、林月琴、王定国、李贞。四位大姐听罢邀请，先是诧异，继而齐声说：“去！换个地方透透气。” 3月14日清晨，三叉戟掠过戈壁。机舱里人不多，却身份不凡。除四位夫人，还带着子女与工作人员，总共二十余人。飞机降落乌鲁木齐，雪线映着晨光，旅客们透过舷窗发出惊叹。入住延安宾馆后，林彬负责吃住行程，女儿京京成了小导游。 随后的两周，她们游南山牧场，逛八路军办事处旧址，尝库尔勒香梨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老大姐们想买玉石手镯却囊中羞涩，林彬默默垫付。杨勇笑称：“军中无戏言，账记在我头上。”闲暇时，几位夫人到杨勇家，参观他那一亩菜地。黄瓜、苦瓜长势喜人，一行人边拔菜边打趣：“离京三千里，倒像回到了延安。” 然而，风声很快传到北京。4月上旬的政治局碰头会，江青拍桌：“有人搞‘寡妇集团’，居然西征！”“四寡妇西征”一词当场抛出，语气尖刻。会后，她派人秘密赴乌鲁木齐，调查这批“敏感人物”的一言一行。 调查组抵达时，自治区正筹备20周年庆典。档案、行程、住宿清清楚楚，唯一能挑毛病的，是杨勇安排看电影《春苗》——几位夫人提前退场。调查组无功而返。江青依旧咽不下这口气，但更找不到突破口，新疆距离首都三千公里，临时指令难敌天山阻隔。 4月末，参观日程结束。四位夫人带着哈密瓜干、葡萄干、玉雕首饰登机返京。送行那天，乌鲁木齐的风沙比往日小了许多。杨勇在停机坪轻声嘱咐：“回去替我向党组织报告，新疆安定得很。” 此后数月，江青偶有冷箭，但无济于事。国庆当天，自治区大庆如期举行，杨勇检阅部队，林彬陪同中央代表团观礼。大漠里礼炮隆隆，庆典照常进行，“四寡妇西征”成了未曾落地的传闻。 1976年9月9日，毛泽东逝世。消息传来，杨勇立即布置军区加强战备，确保边防线稳固。经历多场战争与政治风浪，他深知“枪杆子里出安全”。一年后，中共十一大召开，杨勇当选中央委员，随即奉调回京。 1977年8月的离别夜，乌鲁木齐机场灯火通明。林彬望向远处的天山，低声道：“这四年多，苦也有，乐也有。”飞机拉起机头，雪峰在窗口渐行渐远。那场“散心之旅”留下的，只剩一纸荒唐的“西征”罪名与几段在沙枣花香里回荡的笑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