丝路起点无“双”，公鸡变不了凤凰 ——驳丝绸之路双起点的谬论 长江黄河的源头唯

丝路起点无“双”，公鸡变不了凤凰 ——驳丝绸之路双起点的谬论 长江黄河的源头唯一，是自然的铁律；丝绸之路的起点唯一，是历史的定论。 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世间万物的源流从无模糊混沌的余地，地理学界早已给出铁证：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，黄河源自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卡日曲，二者的源头皆锁定在青海省境内，是独一无二、无可争议的地理坐标。从未有人会将长江中下游的武汉、南京，或是黄河沿岸的郑州、开封，称作江河的“发源地”——它们只是水系奔流途中的枢纽要地，是支流汇聚的节点，而非滋养文明的源头。 即便是渭河这般黄河最大的支流，汉江这般长江流域的重要支流，也从未有人将其与江河本源混为一谈。承认丝绸之路起点的唯一性，恰与承认长江、黄河的源头都在青海同理。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争，本质上就是一场“源”与“流”的辨析——没有张骞凿空长安的“源头破冰”，何来班超经略西域的“支流奔涌”？ 所谓“双起点论”，不过是混淆了“开创原点”与“阶段节点”的核心概念，是用支流的功能价值，否定源泉的开创地位。 回溯历史长河，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从长安出使西域的壮举，史称“凿空”，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与西域诸国建立官方联系，第一次系统性打通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陆上通道。此行之前，中原与西域隔着茫茫戈壁、重重山峦，彼此隔绝，互不知晓；此行之后，精美的丝绸、光洁的瓷器沿着这条通道一路西传，佛教的经义、西域的乐舞、耐旱的葡萄循着这条路线东来，欧亚大陆的文明版图从此被改写。长安，就是丝绸之路无可争议的“源头活水”，是从无到有的开创原点。 这份地位，并非主观臆断，而是由三重铁证共同夯实的定论：其一，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《汉书·西域传》等正史典籍，清晰记载张骞“以郎应募，使月氏”的出发地为西汉都城长安，字字句句皆为铁证；其二，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的西域使节往来简牍、唐长安城遗址的西市贸易遗存、张骞墓的考古发现，构成了“决策-出使-贸易”的完整证据链，实证长安的开创地位；其三，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“丝绸之路：长安-天山廊道的路网”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项目名称直接锁定“长安”为东方起点，遗产文本更是明确指出该路网“起始于古代中国的首都长安”，这是国际权威对长安“源头”地位的盖章认证。 再看班超与洛阳，其功绩值得肯定，但其定位绝非丝路“起点”。东汉时期，都城迁至洛阳，班超从洛阳出发经营西域，收复五十余国，功绩卓著。但这一切的前提，是张骞早已铺就的丝路通道——班超的使命，是疏浚这条文明河道，畅通东西方往来，而非开凿新的源头；洛阳的角色，是东汉时期丝路物资集散、外交往来的“输水站”“中转站”，是支流汇聚的节点，而非源头迸发的原点。 这就像长江奔流至武汉，黄河穿行过郑州，两座城市皆是举足轻重的水运枢纽，是流域发展的核心节点，却永远不会被地理学界认作江河的发源地。洛阳之于丝路，恰如武汉之于长江、郑州之于黄河，是发展的延伸，而非本源的开端。固然渭河、汉江重要，也不过是支流而已；固然洛阳是丝路重要枢纽，但也只能称作节点，而不是起点。 “双起点论”的荒谬之处，正在于无视这种“源”与“流”的本质区别。它刻意将长安的“开创之功”与洛阳的“继承之绩”并列，将丝路的“源头”与“节点”混淆，就如同把长江的宜昌段说成发源地，把黄河的开封段视作源头，违背了最基本的历史逻辑与地理常识。更有甚者，这种论调背后往往裹挟着地方文旅利益的考量，为了争抢丝路IP的热度，不惜模糊历史本源，漠视张骞“凿空”西域的开创性贡献，沦为“吃水忘挖井人”的现实写照。 长江黄河的源头唯一，是自然的铁律；丝绸之路的起点唯一，是历史的定论。长安作为丝路开创原点的地位，是由正史、考古、国际共识共同夯实的，容不得半点偷换与曲解。唯有厘清“源”与“流”的边界，摒弃“双起点论”的谬误，才能真正敬畏历史、传承文明，让丝绸之路这条跨越千年的文明纽带，在正本清源中焕发真实的光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