越南当年甩出的“包袱”，在中国被做成了产业链。 1977 年，越南广宁省一夜之间 6300 名华人被赶上渔船，只准带 10 公斤行李；到 1979 年，26 万多越南华人从友谊关、东兴、河口涌入中国，西方媒体当时用词很刺耳，说是“dumping”。 中央随即在昆明开口岸会议，定下三句话：“一个不能落下”“不吃救济粮，自食其力”“给政策不给包养”，并在广西、云南、广东划出 42 万亩荒地，建 13 个华侨农场，给坡地、砖瓦房和“归国华侨”身份。 1980 年代中期，国务院批准边贸特许，侨场可以做对越小额贸易、减免关税，凭祥、东兴、河口冒出成千上万“侨字号”摊位，把纽扣、电池、解放鞋拉到越南，换回橡胶、木材、锡锭，像是在荒地上铺出一条条小商路。 中越关系缓和后，这些农场又被升级成开发区、边境经济合作区、跨境合作区，叠加土地指标、财政返还、外汇留成，华侨企业开始从摆摊走向做红木家具、水果冷链、电力返销等完整链条，边境口岸成了工厂和仓库连在一起的大通道。 到 2022 年，东兴、凭祥、河口人均 GDP 追上并超过全国平均，红木进口占全国大头，水果和电力贸易长期排在前列，不少归难侨二代已经成了规上企业老板，年营收算起来有一千多亿元，他们用几十年辛苦打工和跑商，悄悄改写了当年被当作“垃圾”的命运。 越南那次驱赶，本想甩掉经济负担；中国这边则是用身份、政策、市场三把杠杆，让这批难民变成通晓两边语言和人情的“天然中介”，在边境战区、国家开放政策和有限财政资源之间找到结合点，把苦难慢慢熬成了摇钱树，这种处理人口流动的方式，也许更值得今天的人反复琢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