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父亲的队长生涯》（二） 黄学勤/文 父亲在三庄工作期间，很少回家，他充分发挥在公社管水电的经验，在三庄的退水闸旁，修建了全乡最大的水磨房。这座双盘磨，给三庄几百口人带来了极大便利，引得周边各村的人路过时都要进去参观。我们庄子的水磨磨面速度慢，乡亲们也常常跑去三庄磨面，因为父亲的缘故，几个生产队之间交往十分热络。也是在父亲的牵线搭桥下，我们党家的几位姑妈都嫁到了三庄，联姻结缘。 常年在三庄辛劳奔波，再加上长期离家、生活得不到妥善照料，父亲积劳成疾，病倒了，时常咳血。经检查，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，在那个年代，这可是要命的大病。三庄的百姓们，在我们家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悄悄将父亲送到了区人民医院治疗，直到父亲住进病房，他们才派人通知我们家——他们早已将父亲当成了自家人。 我清楚地记得，为感谢父亲为三庄作出的贡献，在他住院期间，三庄百姓特意送来了满满一牛车红萝卜，足足有好几百斤。那时的红萝卜市价一斤两元钱，我们把这些萝卜卖掉，换了钱给父亲治病。等到父亲病愈回家时，已是一九六零年的开春了。 一九六零年的情况愈发糟糕。县里浮夸风盛行，即便我们队农业获得大丰收，可那时施行“一平二调”的政策，再好的收成也无济于事。父亲回乡时，县里好多地方都饿死人，田埂上尽是被剥了皮、光秃秃的白杨树。田野里到处都是弯腰扫草籽、秕谷的人，扫起一堆土，背回家用清水漂洗，把草籽沉淀出来晒干捡净。忙活大半天，也弄不到一斤，能收获几两，就算是不错的收获，晒干后好歹能填填肚子。 那时，田野里能吃的野菜被挖得几乎绝种，连开春刚冒芽的柳树嫩条，也成了果腹的食材。吃老鼠肉、吃狗肉，甚至有人割死去娃娃的肉来吃——这些东西，我都吃过。在此之前，没人知道柳芽能吃，是饥饿逼得人们发现了这道“菜”。这个法子流传至今，仍有人会采摘开春的嫩柳芽，给家里的孙辈尝鲜。 那时的人们不放过任何能寻到吃食的地方。种过白菜的地里，常常趴着老人和娃娃，埋头挖取残留的菜根；就连菜地挖过的土块，也不会被放过，人们把土块砸开，在里面翻找菜根和甜梗。饥饿的程度之深，由此可见一斑。 长滩大队有个老太太，饿得实在撑不住，竟然把自己的亲孙子带到铺子坑里烧死吃了。老太太最终被判了死刑，枪毙那天，县里在中宁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，法院当众阐述她的罪行并宣读判决结果，随后将她押在汽车上游街示众。车开到一家饭馆门前停下，犯人吃了人生最后一碗饭。吃过之后，汽车驶出南门，她被拉下车，在路边的稻田旁受刑。 行刑时，她连挨三枪，竟还坐起身来，笑着说自己没死。最后，还是一个叫大麻子的警察，用手枪补了一枪，才结束了她的性命。事后，她的家人前来收尸。这件事震惊了整个中宁县，甚至传遍全国。 我们队的情况虽没那么严重，可许多人也只能靠吃糠、吃草、吃榆树皮度日，不少人饿得浑身浮肿，娃娃们更是饿得整日啼哭。集体大灶上，每餐都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，或是用野菜炒麸皮充饥。 父亲回乡后，挨家挨户调查，发现队里的老人们几乎都浮肿了，只能等着吃“病灶饭”勉强活命。队上有个叫毛万仁的三十多岁光棍，给牲口磨饲料时，趁机偷吃了大量生料，竟活活胀死了，最后还是队上出面帮他安葬。 人命关天，这难关总得想办法渡过。父亲下定决心，冒着风险启用了当年储存的备荒粮。他没有向上级汇报，私自做主将储备粮按人头分给大家救命——这在当时可是犯法的事。 乡亲们的日子暂时好过了，父亲的灾难却随之降临。他被抓去蹲了班房，其实父亲早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，却依旧义无反顾地做了，只留下少量的种子粮。一个月后，父亲才被释放出来。熬过那段苦难岁月后，不知多少人感念父亲的救命之恩。 不久之后，公社和大队又任命父亲担任我们生产队的队长。只管一个队的事，头绪少了许多，父亲得以大展拳脚。他将队里十五亩枸杞园分到各家各户打理，萝卜等作物收获后归自己所有，谁投入得多、种得好，谁就能多得利。他又动员全队人，在沟渠两侧都种上蓖麻，沟渠里的杂草被清理得干干净净，蓖麻长势喜人，到了秋天，枝头挂满了蓖麻籽。全队的吃油问题一下就翻了身，人均分到四斤油。 在这之前，胡麻油一年每人只能分一斤多，家家户户平日里都舍不得用油，只有亲戚登门或是逢年过节时，才能炸点油香尝尝鲜。没有油水，人们的饭量格外大，小伙子一顿能吃下三斤粮食。如今油分多了，村里时常能闻到炸油香的香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