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学勤：《父亲的队长生涯》（三） 秋天麦子收割后，父亲组织大家抢种糜子，推行包产到户的办法：谁种的糜子收成好、打的粮食多，除了按规定给队上交够一百五十斤，一亩地剩余的粮食全归自己。这样既保证了队里能上交足够的统购粮，又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。父亲还要求，所有收获的粮食必须堆在队上的晒场上，并且对外严格保密。毕竟我们队的粮食产量高出其他队不少，这样小小的“作弊”，并不影响全队的总体增产。 政策一出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。家家户户都铆足了劲积肥，大人娃娃齐上阵，拾粪、垫圈、拆炕，忙得热火朝天。充足的肥料滋养了土地，粮食和蔬菜都长得格外茁壮，别的队根本没法和我们队比。 夏天打麦子时，父亲还想出办法，把扬场剩下的碎麦余子，不算入口粮，而是按人头、按工分精打细算地分给大家。不算口粮的余粮，成了家家户户的额外存粮。百姓们存粮多了、瓜菜足了，饿肚子的日子自然就少了。 到了一九六三年，全国形势逐渐好转，我们队的光景更是蒸蒸日上。集体大锅饭的模式被取消，队上全力搞经济发展：种桃园、种西瓜香瓜、种蔬菜和西红柿——那时中宁才刚开始种西红柿。队上还组织青年们春天去挖干草，规定每天每人上交的干草能换一块五毛钱，超额挖到的部分归自己。队里成立了木工队，外出承揽活计，队员每月给队上缴纳三十五元投资款，剩下的收入全归自己。 那时候，普通劳力一天的工资是一块四毛钱，再加上枸杞园将近二十亩地的收入，我们队的经济状况十分可观。年终分红时，每个劳力一天的工分值，少则八九毛钱，多则超过一块钱。粮食分配则有二八分成和三七分成两种方式，我们队选了二八分成，主要是为了照顾家里娃娃多、劳力少的农户。 这样一来，家家户户都能领到分红钱，劳力多的人家能分几百元，劳力少的也能分上百元，最差的也能分到几十元。整体看下来，娃娃多的人家分钱虽少，但分的粮食多，算得上是公平合理。 我们生产队成了远近闻名的红旗队，在全公社都是响当当的存在。当时邻队的工分值，大多只有四五毛钱，舟塔潘营有个生产队，年终结算时，每个劳力反倒欠队里八分钱。不比不知道，一比才更看出父亲的治队才能有多出众。 我还记得一九五九年夏天的上公粮。公社抽调父亲负责全社的公粮上缴工作，这项活计他从前就专管过，熟门熟路。父亲让我跟在他身边，捡拾洒落在路上的麦粒。 各生产队的运粮车陆续赶到，卸下的粮食得先摊开晾晒，等水分检验合格，才能过筛入仓。这是个熬人的差事，全公社几十个生产队、几百号人都在粮站等着，连舟塔乡的运粮队伍也挤在这里。父亲拿着报单，按顺序点名，哪个队先来、哪个队后到，都一一清点得明明白白。 可等到下午，怪事发生了。我们公社来得早、粮食晒得干透的队伍，迟迟轮不到入仓；舟塔乡刚到、粮食都没晾晒的，反倒直接进了仓库。父亲立刻去调查原委，一打听才知道，粮站的保管员就是舟塔人，这是在走后门。 这种对公家不负责任的行径，彻底惹怒了父亲。他上前质问那个年轻高大的保管员：“粮食没晒就入库，这是规矩吗？”保管员非但不解释，还满脸不屑地呛声：“就不晒，怎么着？我就是让他们入库了！” 父亲哪能忍下这口气，当即拽着小伙子的胳膊，要拉他去见领导。小伙子年轻气盛，仗着身高马大，一把将父亲推了个趔趄。父亲彻底动了火，上前一把攥住他的手腕，硬生生将他手腕上的手表表盖捏得粉碎。小伙子见状，顿时没了气焰，自认倒霉，再也不敢吭声。 直到这时，我才知道父亲竟这般厉害。周围的人越聚越多，我们全乡来缴粮的人，全都站在父亲这边。粮站领导见状赶紧出面劝解，拉开了两人，还一个劲地安抚父亲消气，随后亲自上阵，为我们公社的粮食检验、入仓。也正是这件事，让我真切懂得，人们常夸父亲大公无私、疾恶如仇，绝非虚言。 父亲担任队长时，选配队委会人选格外用心，特意照顾全队的四大姓氏——黄、王、邵、毛，确保每个姓氏都有代表，而且个个都是忠厚能干、能起带头作用的人。我记得，父亲的副手一直是邵大爹，他是种田的一把好手，为人忠厚老实，一辈子打光棍，独自拉扯两个女儿过日子。每天清晨，都是邵大爹扯着嗓子喊大家上工，他身兼副队长和仓库保管员两职，做什么事都细致妥帖，小心翼翼。 队里的会计是王姓的晚辈，妇女队长则是毛家的长辈，我们都喊她毛奶奶。队委会里，还有黄、王两姓德高望重的种田好手。父亲负责出谋划策，队委会成员各司其职抓落实，他肩上的担子也轻松了不少。 父亲还常往外跑，去东岭、罗山、同心一带拉粪。每年，队里的骡马车一趟趟往返，拉回一车车的肥料，我们队的庄稼，长势总比别的队旺。长年累月的往来，让我们队和回民乡亲的关系格外融洽。回民的车队一进中宁地界，就直奔我们队落脚，吃住在我们家。我们队的水果收成好，也常带给山上的回民尝鲜。 往来都是相互的，罗山、东岭、同心的土豆、糜子，也不断运到我们队来交易。这大概就是如今所说的“改革开放、搞活经济”的雏形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