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6年，“农民副总理”陈永贵留下遗嘱，要把所有积蓄捐给国家，但妻子坚决不同意，得知原因后，他十分自责地修改了遗嘱。 陈永贵这股子把“国家”看得比天大的劲头，到底是哪来的？ 其实很简单，他是真正从旧社会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 陈永贵的身世，那是真苦。家徒四壁，连温饱都解决不了。 小时候，父亲陈志如为了活命，含泪卖掉了妻子和女儿，只留下陈永贵这根独苗。可就这样，日子还是过不下去。父亲最后因为觉得世道不公，绝望地上吊自杀了。 一个几岁的孩子，成了孤儿，那是啥滋味？每天就是忍饥挨饿，受尽白眼。 这种经历，要么让人变得自私狠毒，要么让人变得极度渴望光明。陈永贵是后者。 1941年抗战时期，日本人让他当“情报员”，说白了就是想让他当汉奸。陈永贵呢？他也没读过书，不懂啥大道理，但他心里有杆秤，分得清好赖人。 他表面上应付日本人，私底下却成了八路军的“眼线”，给八路军送情报。 后来这事儿露馅了，被日本人抓进去严刑拷打，好在命大，抗战胜利把他给救了。 正因为这种经历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对共产党、对国家的感情，那是刻在骨头里的。他觉得这条命都是党给的，所以只要党号召啥，他就干啥。 这也就不难理解，为啥后来大寨遭了灾，他能喊出那个著名的“三不要三不少”——不要国家救济粮、不要救济款、不要救济物资；卖给国家的粮一斤不少，社员口粮一斤不少，集体储备一斤不少。 当时中央都拨了1000块钱救灾款——那是1963年的1000块啊！陈永贵硬是给退回去了。他说：“只要人还在，地冲毁了可以修，苗倒了可以扶。靠国家救济，那不算本事！” 这种“自力更生”的精神，一下子让他成了全国典型。毛主席那句“农业学大寨”，直接把他推上了历史的巅峰。 时间一晃到了1985年。 这时候的陈永贵，已经卸任副总理好几年了，是个闲赋在家的老人。坏消息来了，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。 医生建议化疗，争取延长寿命。陈永贵一听要花好多钱，那股子“倔劲儿”又上来了。他跟医生说，周总理那么大的人物，肺癌都没治好，我一个老农民，治啥？我不治了，不能浪费国家的钱。 他坚持只吃止疼药，就在家里熬着。 到了后来，身体实在不行了，住进了医院。躺在病床上，看着窗外的落叶，这位老人的心思又动到了那一笔“巨款”上。 他把妻子宋玉林叫到床前，气若游丝但语气坚定地说：“玉林啊，我这辈子是听毛主席的话走到今天的。我走了以后，把家里那8000多块钱，全部交了党费吧。” 在他看来，这很顺理成章。他赤条条来，也要赤条条去，把最后一点价值都贡献给组织。 宋玉林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，跟着陈永贵吃了一辈子苦，从来没抱怨过。当副总理夫人那些年，她还是在老家种地，家里甚至比普通农民还穷。 但这一次，她哭了。她看着病床上的丈夫，抹着眼泪说了一番话，这番话，直接击穿了陈永贵的心理防线。 宋玉林说：“老陈，你是党员，我也是党员。你想交党费，我一点都不反对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家里就只有这么多钱了。你不是一直盼着咱们家能出个大学生吗？明亮哪怕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，到时候要是考上了，连学费和书本费都没有，咋办？” 陈永贵的小儿子叫陈明亮。陈永贵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文化，所以他特别特别希望小儿子能读书，能上大学。 听到妻子的这番话，陈永贵愣住了。 他这一辈子，心里装着大寨，装着农业，装着国家，唯独漏掉了自己的小家。他以为自己安排好了一切，却忘了自己还是一个父亲，还有一个正在紧要关头的儿子。 如果把钱全捐了，孤儿寡母怎么生活？儿子考上大学读不起书咋办？ 那一刻，愧疚感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。这位曾经在大寨虎头山上战天斗地的铁汉，眼角流下了浑浊的泪水。 他颤抖着声音说：“我忘了，我真忘了……我原本计划再活四年，等明亮大学毕业了，我就没遗憾了。可我看我现在这样，连四个月都活不了了……” 病房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家人压抑的哭声。 陈永贵看着妻子和孩子，强打精神开了个玩笑：“没事，我祖上都没活到我这个岁数，我都70多了，赚了。” 最后，他十分自责地修改了遗嘱。他对妻子说：“孩子上大学是大事，这钱不能全捐。这样吧，党费我只捐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留给你们，供明亮读书。以后你们娘俩，要自食其力啊。” 妻子含泪点头：“我不是不答应你，家里实在是需要钱啊。” 陈永贵闭上眼，轻声说：“我懂，我明白。” 1986年3月26日，陈永贵在北京病逝，享年71岁。 按照他的遗嘱，那一半积蓄作为党费上交了组织。几个月后，好消息传来，他的小儿子陈明亮争气，真的考上了大学，成了全家第一个大学生。 后来，陈明亮还在商界干出了一番成就，也算是告慰了父亲的在天之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