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年，乔羽为《上甘岭》主题曲写歌词，半个月没写出一个字。出去散心，看见几个孩子嬉水，脑袋里一下子就跳出4个字，然后一气呵成就写完了歌词，可导演却要改掉这4个字“一条大河。” 1950年代中期，战争题材电影《上甘岭》拍到收尾阶段时，剧组却为一首插曲犯了难。影片已经基本成形，战士在坑道里坚守的场景被拍得极其真实，唯独那首代表志愿军心声的歌迟迟没有着落。 前后找了好几拨人写词谱曲，出来的作品都不够理想，导演沙蒙心里始终不踏实，他想要的是一首哪怕有一天电影被人淡忘，仍能在人们嘴里流传的歌。 在许多人眼里，这件事最后只能交给乔羽。这个出身山东济宁的年轻词作家，从小在父母的精心栽培下，在诗书与山水之间长大，背唐诗如行云流水。 成年后，他把自己几乎全部交给文字，少有应酬，写作成了他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。此前，他已经凭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展现出把个人感受和时代情绪融在一起的能力，自然成了片方心目中的最佳人选。 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多封电报后，正忙着写《红孩子》剧本的乔羽，还是踏上了去长春的列车。他一到片场，先被安排看《上甘岭》的素材。银幕上坑道逼仄，战士满脸尘土，负伤仍在坚持的身影扑面而来，这些画面让他十分震撼，也让他更加不敢轻易下笔。 他没有亲身经历那场战役，又要回应导演“流传下去”的期望，这种种压力压得他一连十几天都写不出令自己满意的第一句。 为了走出这种困境，他干脆离开放映室，去长春的街头和郊外转转。来到这座城市已经多日，他第一次像个真正的旁观者那样抬头看天，看远处的河流，看孩子们在岸边奔跑玩耍。 那一刻，他想到的不是口号式的宏大，而是战士们身后那些普通而温暖的生活，想到他们离开的家乡，想到在不同地方流淌的河水。战争再悲壮，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守护这些日常。 这段体会与他早年那次邂逅长江的记忆渐渐重叠起来。年轻时，第一次站在长江边，看着水面铺展开去，他感受到的是一种胸襟被打开的畅快。 如今在长春的小河边，那种感觉被重新唤醒。他忽然意识到，如果用一条河来打开这首歌，就能把战场外的世界也带进来，于是纸上慢慢浮出那句朴素的开篇，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。 初稿交给导演时，沙蒙几乎一眼就相中了这首词，只是在第一个意象上提出不同意见，觉得“万里长江”听上去更有气势。乔羽却坚持保留“一条大河”。 在他看来，长江固然雄浑，却毕竟是南方的大河，如果只盯着长江，那松花江、黄河、漠河边的人该怎么在歌里找到自己。用“一条大河”，既保留了辽阔的想象，又不给地域划界，让每个听众都可以把家乡的那条水系投射进去。沙蒙听完他的解释，最终选择尊重这份坚持。 词定下来之后，接力棒交到了刘炽手中。这位作曲家看过之前的歌词总觉得旋律无处落脚，而乔羽的新词却像是为音乐打开了一扇窗。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一遍遍回想从1949年以来老百姓最爱哼唱的那些旋律，把群众歌声里的节奏感和亲切感熬进新的曲调里。不久，一支旋律优美、节奏鲜明的《我的祖国》诞生了，河水的宽阔、稻花的香气、志愿军胸中的那份底气，都被写进音符。 最后一个环节，是要找到能把这首歌真正唱活的人。几番试唱之后，郭兰英走进了大家的视野。她的嗓音清亮而不尖刻，既有江河的开阔，又带着田野的温润。 在录音室里，她唱出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的时候，所有在场的人几乎同时意识到，这首歌已经不再只是电影的一段插曲，而是可以独立走向更大天地的作品。 事实也正是如此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电影上映前就开始播放这首歌，《我的祖国》先于《上甘岭》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、工地和课堂。 乔羽后来笑着回忆，说这歌拿出去大家就唱，一唱就传开，等电影真正上映的时候，它已经成了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旋律。对于他和刘炽来说，这既是才华的结果，也是他们始终把笔尖对准普通人生活的证明。 回头看，《我的祖国》之所以能经久不衰，大概正在于它一开始就没有停留在高高在上的颂扬，而是从“一条大河”写起，把战士心里的牵挂、观众心中的乡愁和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，悄悄连在了一起。 影片里的上甘岭早已成为历史场景，歌声里的那条大河却一直在流，在不同年代的人心里泛起波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