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平型关，八路军大捷的同一天，一支1500人的晋绥军部队在几公里外全团覆没，至今埋骨荒山，无人知晓。 这支部队番号434团，隶属晋绥军第61军72师。 部队开赴前线时，全团上下都憋着一股劲。此前军长李服膺因“擅自撤退”被枪决，可官兵们都清楚，撤退是执行命令的结果，老军长死得冤。 这份冤屈没浇灭斗志，反倒成了求战的火种，团长程继贤亲自上书请战，要带着弟兄们在战场上洗刷污名。434团的兵大多是太谷、祁县的青年，年纪轻却骨头硬，没人想着当逃兵。 9月25日，就在八路军在乔沟设伏的同时，434团接到了增援命令。他们要抢占的鹞子涧，是平型关西南的战略要点，卡在日军进退的咽喉上，拿下这里就能分割团城口与东西跑池的敌人。 部队连夜奔袭，刚到阵地就投入战斗，先解救出被围的71师214旅，接着趁势攻占鹞子涧及周边高地，把日军第十一联队近千人逼进了一处马蹄形山谷。 形势一度向着有利方向发展。程继贤派人与八路军联络，计划协同夹击日军；又派一营兵力试图打通与友军的联系，准备合力向团城口出击。 可协同作战的计划没能落地，71师一部不仅畏缩不前，后来更是在未通报的情况下擅自南移，让434团一下成了突出在日军阵地中的孤点。没人想到，这步错棋会把整支部队推向绝路。 9月28日，团城口阵地失守，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扑来，对鹞子涧形成夹击。子弹像雨点般扫向战壕，炮弹在阵地里炸开，434团的防线被撕开一个个口子。 程继贤提着枪在阵地上穿梭指挥，腹部中弹后仍靠在土坡上喊着“守住阵地”，最后用仅剩的力气扣动扳机自戕殉国。二营长傅占魁、三营长梁世荣带着士兵拼刺刀，刀刃卷了就用石头砸，直到倒在血泊里。 战斗持续了四天四夜，阵地上的枪声从密集到稀疏，最后只剩下零星的抵抗。弹药打光了，粮食也断了，伤员根本来不及转移，只能躺在战壕里听着日军逼近的脚步声。 只有在六郎城附近监视日军的一营侥幸突围，百余人活了下来，其余1500多名官兵全部战死。村民后来回忆，山沟里堆满了尸体，草都被血染成了黑褐色。 这支部队的牺牲，为整个平型关战役争取了时间。84师此前已伤亡殆尽，阵地濒临崩溃，正是434团的冲锋稳住了战线，将日军阻挡在团城口一线，为友军调整部署创造了条件。 可这份功劳，很快就被历史的尘埃掩盖了。战后局势动荡，晋绥军的档案大量遗失，434团没能进入中央档案，连烈士的名字都没能留存。 往后几十年，鹞子涧的山岗沉寂无声。牺牲的官兵有的被村民埋在深沟里，有的就曝尸荒野，任凭风雨冲刷。幸存老兵周锡奎心里一直装着这事，年纪大了话变少，却总念叨着“我那团，死得太惨了”。他最大的愿望，是给弟兄们立块碑，让后人知道这里埋着抗日的英雄。 2011年，志愿者明珠听说了这段往事，开始四处奔波。他带着团队翻遍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史料，对照日军联队史，又跟着周锡奎在鹞子涧的山包上寻找弹壳、辨认旧战壕，一点点还原出战斗的全貌。 2014年4月6日，一块刻着“抗日英烈永垂不朽”的石碑终于立了起来，没有名字，因为能查到的烈士姓名还不到十个。 更让人唏嘘的是程继贤的家人。他牺牲时女儿程慧云才三岁，只记得父亲送她离开时，反复抱起亲吻的模样。此后几十年，她连父亲的一张照片都没有，家里供桌上摆的竟是别人的画像。 直到2017年，明珠才从档案馆找到程继贤的照片，眉清目秀的样子不像武将，倒像个书生。这是女儿八十多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真容。 平型关的荣耀里，从来都该有434团的位置。八路军的伏击打破了“日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，而晋绥军的死守同样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防线。他们的牺牲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，只是这份壮烈被大捷的光芒遮蔽了太久。 英雄从不怕埋骨荒山，怕的是被后人遗忘。那些没有名字的烈士，和程继贤一样，都用生命守护了山河。他们的故事不该只刻在石碑上，更该记在每个人心里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