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25军准备长征时，军政治部做了一个决定：把七名女护士留下来，每人发8块银元，让她们回老家自谋生路。 一枚接着一枚的银元砸在桐柏山区的泥土地上，发出的清脆声响让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回溯至1934年11月，彼时红25军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。一场九死一生的长征已在不远处悄然招手，而此刻，正是那风雨欲来的前夕。 军政治部刚刚下了一道显得“很不近人情”的命令：给卫生队的七名女护士每人发8块大洋，动员她们离队回家。这不是因为首长们心狠，反而是因为心软。眼看着国民党几十个团的兵力像铁桶一样围了上来，部队还要穿越平汉铁路往未知的伏牛山转进，接下来的日子那是提着脑袋在刀尖上走。 在那些把行军打仗当家常便饭的干部眼里，这群只有十五六岁、最大的也不过十八九岁的小姑娘，手里拿的是针管和纱布，不是能在枪林弹雨里冲杀的盒子炮。给她们发了盘缠，让她们找个稳妥地方隐蔽或者回老家过日子，这是为了不让这群“红花”毁在连男人都未必扛得住的风雪里。 带头的小护士叫周少兰（后改名周东屏），平日里看着温温顺顺，此刻却把那8块平日里极其珍贵的银元狠狠摔在了地上。她甚至不管面前站着的是不是领导，扯着嗓子边哭边喊：“你们给钱让我走？我该何去何从？我历经艰辛才逃离苦海，难道要我重回往昔，继续做那童养媳，任人打骂，直至被无情打死吗？” 这一声呼喊如重锤击鼓，声浪撞击着在场空气。刹那间，其余六位姑娘的泪腺仿若被无形的手触动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大伙纷纷把银元扔了，有的甚至坐在路边放声大哭。政治部的干部们一时语塞，他们只想着这里的战场太危险，却忘了那边的“老家”对这群女孩子来说，更是个人吃人的火坑。 这七个姑娘，就没有一个是在蜜罐里长大的。就拿周少兰来说，她10岁就被卖了，从天不亮就要起来舂米洗衣，大冬天光着脚站在冰水里干活，脚冻烂了还要挨打。对她们而言，这支只有不到三千人、缺衣少粮的红25军，才是唯一的家； 此地喧嚣至极，声浪远扬，竟惊扰了路过的军政委吴焕先与副军长徐海东。看到两位首长过来，姑娘们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她们不管不顾地围上去，七嘴八舌地立誓：“我们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！”“我们不当累赘，男兵能走我们就能走！” 徐海东作为穷苦出身的将领，他和吴焕先太清楚“无家可归”四个字的分量了。如果不带着她们，这两条路——无论是留在这里被搜山的敌人抓住，还是回老家受那个罪，都是死路一条。 吴焕先有些松口了，徐海东则板起脸，故意把话说得很重：“这可不是游山玩水，接下来要翻山越岭，可能连口热水都喝不上，要吃草根、睡雪窝子，随时可能掉脑袋。你们要是觉得能受得了这个罪，那就跟上！”这一声许可，让那七双泪眼瞬间亮了。她们破涕为笑，赶紧把地上的银元捡起来交还给组织，生怕首长反悔。 然而，这句“能受罪”绝非空言。它蕴含着坚韧与担当，绝非轻飘飘的话语，背后是实实在在的付出与承受，有着沉甸甸的分量。为了不掉队，七个姑娘想了个法子：她们把打绑腿的布带子解下来，连成一根长绳。每当夜行军或是翻越陡峭山岭看不清路的时候，大家就死死拽着这根绳子，互相拉扯着，一步一挪地往前蹭。就是靠着这根绳子传递的力量，即使是在那些大家走得意识模糊的深夜，她们中也没有一个人掉队。 生病了怎么办？那个叫戴觉敏的姑娘患上了疟疾，“打摆子”发高烧烧得满脸通红，却硬是咬着牙跟在担架后面走。脚上的鞋跑烂了，磨出了脓血，就撕块破布勒紧伤口接着走。白天她们是抬着伤员、端水换药的护士，晚上就是借着月光缝补军装的裁缝。 那场战役惨烈至极，战斗的硝烟遮蔽了天空，使天地陷入混沌。密集的炮火如怒雷般轰响，将阵地的土地反复“犁”过，战场一片狼藉，仿若人间炼狱。战火纷飞间，徐海东副军长不幸被流弹击中。那子弹自左眼下方穿入，又从颈后穿出，强大冲击力让他魁梧身躯如遭巨力，瞬间轰然倒地。抬下来的时候，徐海东的喉咙被涌上来的浓血和黏痰死死堵住，连呼吸都进不去，脸憋成了紫青色。 当时才17岁的周少兰想都没想，扑在担架前，嘴对嘴地对着满是腥臭脓血的伤口吸了起来。她一口接一口地把堵在首长喉咙里的血块和浓痰吸出来，吐在地上，直到听到徐海东的喉咙里发出浑浊却通畅的喘气声。 此后的四天四夜，周少兰仿若一枚坚韧的钉子，紧紧钉在徐海东的担架之侧，风雨不动，坚守不移，展现出令人动容的执着与守护。这个曾经哭着不愿拿银元回家的“童养媳”，硬是用自己的命和精细的照料，把这位身经百战的悍将从鬼门关门口拽了回来。 1935年10月，历经艰难跋涉，红25军终于抵达陕北永坪镇。这支英勇的队伍，成为长征征程中率先完成伟大跋涉的先锋，书写下不朽的传奇篇章。这群当初差点被“遣散”的姑娘，每一个都成了战火淬炼出来的真金。也是在这一年的战火间隙，徐海东给一直照顾他的周少兰改了个名字——“周东屏”。这个名字里，藏着一位将军最深情的托付：你就是我徐海东生命的屏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