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独秀晚年非常惨，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十多年，他和妻子潘兰珍生活困顿，有时甚至断粮半个月，但在他都吃不上饭的时候，身上其实怀有两万元巨款。 陈独秀的晚年，简直是“虎落平阳被犬欺”的真实写照。 1927年，他因大革命错误被开除党籍后，告别政治舞台，辗转多地躲避追捕。1932年被捕入狱，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窗磨去了他的锐气，却磨不掉骨子里的硬气。 国民党许以高官厚禄拉拢，他冷笑回绝：“我陈独秀宁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。”出狱后，曾经的同志朋友大多离散，两个儿子陈延年、陈乔年为革命牺牲已逾十年，音信全无。 没人知道，这位落魄老者怀里的两万元，是国立编译馆预支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稿酬。这笔在当时能抵普通人数十年收入的巨款，他分文未动，用一块旧布层层包裹，藏在最贴身的衣袋里。 断粮的日子里，潘兰珍把仅有的一件棉袄当了，换回半袋糙米。她小陈独秀二十九岁，从上海时的邻居到监狱外的守护者，五年牢饭送了五年，如今又陪着他在川东山村受苦。 邻居看不过去，送来一把青菜几个红薯，总要先请他写幅楹联，怕伤了这位读书人最后的体面。陈独秀提笔时手会抖，却依旧笔力遒劲，字里行间藏着未凉的意气。 1937年出狱后，他辗转到了四川江津，住进鹤山坪一间破旧农舍。屋顶漏雨，墙壁透风，潘兰珍每天天不亮就去山坡挖野菜，再做点零工补贴家用。 有次断粮半个月，陈独秀咳得直不起身，潘兰珍抱着他哭，劝他动用那笔钱。他摇头，声音沙哑却坚定：“这是写书的钱，一分都不能挪作私用。” 他一辈子认死理，早年拒绝外来经费，说“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”；如今落魄了，依旧守着底线，不愿让学术经费沾染上生活的烟火气。 国民党没放弃拉拢他。1939年，胡宗南和戴笠带着茅台酒登门，想请他参与反共，被他闭门谢客。后来朱家骅送来五千元支票，他原封不动退回，只留下一句话：“我与蒋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何来合作？” 这话不是虚言。陈延年、陈乔年牺牲时，一个二十九岁，一个二十六岁，都是被国民党残忍杀害。晚年的他，常常在夜里对着油灯，翻看儿子们留下的唯一一张合影，手指抚过泛黄的纸页，老泪纵横。 那些年，他拒绝了所有政治拉拢，也疏远了不少旧友，一门心思扑在文字学研究上。农舍的桌上堆满了古籍，油灯常常亮到天明，他想完成这部教本，让底层孩子能识字明理。 潘兰珍的付出，是他晚年唯一的慰藉。她照顾双目失明的婆母，孝敬如母；拉扯着养女凤仙，把仅有的口粮先让给老人孩子。 有人劝她离开这个穷老头，她总是摇头：“李先生（陈独秀曾化名）是好人，我跟着他，心里踏实。”她从不打听他的过去，只默默打理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。 1942年夏天，陈独秀在贫病中离世，临终前还惦记着未完成的书稿，叮嘱潘兰珍把那两万元稿费交给编译馆。 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，一生充满争议。他创办《新青年》，掀起新文化运动，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；却也因路线错误离开党组织，晚年蛰居山村。 他有过刚愎自用的过错，却始终坚守着文人的风骨与气节。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没能收买他，生活的困顿没能压垮他，这份硬气，贯穿了他起落的一生。 两万元巨款与半个月断粮的对比，不是矫情，而是他对原则的坚守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太多人随波逐流，他却像一块顽石，始终站在自己认定的立场上。 潘兰珍遵照他的遗愿，料理完后事，带着养女回到上海，在小学食堂做煮饭工糊口。直到1947年，陈独秀的灵柩才被儿子陈松年运回安庆老家安葬。 如今的独秀园里，青松翠柏环绕，他的铜像目光坚定，仿佛还在注视着这个他曾为之奋斗的国家。历史终究给了他公正的评价，既承认他的功绩，也不回避他的错误。 他的晚年，惨却不卑贱。困顿的生活磨不去风骨，孤独的岁月抹不掉坚守，这份在绝境中依旧挺直的脊梁，值得后人铭记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