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，日本将20万日本慰安妇遗弃在东北，后来至少有11万人嫁给了当地老百姓。1932年，日本给在日本妇女“洗脑”，让她们加入国防妇人会成为慰安妇，为日本在抗战时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。 1932年，日本军部推动成立国防妇人会，旨在动员妇女支持战争努力。这个组织迅速扩展，会员达数百万，主要针对本土妇女进行教育和训练。宣传强调妇女角色在后方支援，包括制作军需品和参与社区活动。许多妇女通过集会和讲座接触这些理念，逐渐接受国家需要她们奉献的想法。国防妇人会与军方紧密合作，推动妇女参与开拓计划，将她们送往满洲等地区。历史记录显示，这个会成为日本扩张政策的一部分，妇女被视为资源，用于维持占领区稳定。档案中提到，会员需佩戴标志，参加定期活动，强化忠诚意识。日本政府利用媒体和学校传播信息，确保妇女理解她们的责任在于支持前线士兵。 国防妇人会的招募策略包括洗脑式教育，日本当局组织讲座，讲述战争胜利依赖后方力量。妇女们填写表格，成为会员，领取绶带作为象征。宣传材料突出开拓大东亚新秩序，鼓励妇女随丈夫或独自前往东北。1938年前后，许多妇女迁往牡丹江等地，参与屯垦工作。她们接收当地资源，如房屋和耕地，原住民被驱离。 历史研究指出，这些妇女最初从事农业和家务，但逐渐卷入军需支援。国防妇人会分支在占领区设立，组织妇女缝制衣物，分发物资。学者分析，这种动员反映日本军国主义对妇女的利用，将她们从家庭推向战争机器。黑龙江档案馆资料证实，许多妇女在本土接受训练后，携带孩子前往东北。 东北安置点成为这些妇女的新家园，她们适应肥沃土地，从事耕种和畜牧。牡丹江北屯垦点接收大批移民，妇女负责日常劳作，如种地和养猪。1944年，部分妇女调往佳木斯军需站，从事后勤任务。历史事实显示，这些支援包括登记工作，有时涉及慰安妇管理。 日本军方在占领区设立慰安所，招募日本籍、朝鲜籍和中国妇女。研究报告指出，日本妇女虽非主要受害者，但部分参与后勤，导致她们目睹或间接支持系统。联合国文件记录，慰安妇制度覆盖亚洲，受害者达数十万。中国大陆确认2100多家慰安所，幸存者358人。国防妇人会会员在东北延续活动，制作慰问品，维持军方需求。 战争后期，日本妇女角色转变，她们从开拓者变为军需支持者。佳木斯站记录显示，妇女分类物资，处理文件。慰安妇登记成为部分任务，日本军方强迫女孩进入系统，包括本地抓捕。历史学者苏智良研究表明，中国受害者如李秀梅在1942年被轮奸，导致永久伤残。 类似事件遍布山西、海南等地，受害者遭受毒打和性奴役。国防妇人会推动妇女奉献，但未预料败退后果。1945年8月，苏联红军进军东北，日军匆忙撤退。命令下达突然，丈夫随部队离开，留下妇女儿童。屯垦点迅速空荡，妇女沿铁路南行，面对冻饿。档案显示，许多人倒下，幸存者求助当地村庄。 遗弃事件规模巨大，日本军方抛下约20万妇女在东北。这些妇女原为开拓团成员，部分涉及慰安妇系统。历史数据指出，败退时军方优先撤离男性，妇女自生自灭。中国东北成为她们滞留地，饥饿和寒冷导致高死亡率。 幸存妇女求生方式包括嫁给当地中国人。黑龙江省档案馆1946年登记牡丹江日籍媳妇7400人，大多融入农家。研究显示，至少11万日本妇女最终嫁给中国人，成为战后遗妇。日本国内长期否认她们存在，直到21世纪民间组织立碑。中国1963年为方正遗骨建公墓，承认历史。受害者故事如曹黑毛在1941年被关押两年，逃脱后失去生育能力。 嫁给当地人的日本妇女适应新生活，她们学习种地和东北方言，穿棉袄参与劳作。历史记录显示，这些妇女脱下原服饰，成为普通农妇。孙辈成长中，她们烧毁回国通知，选择留下。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，许多收到信件，但拒绝返回。 档案指出，牡丹江地区日籍妇女多在黑土地终老，墓碑刻中国姓名。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如陈莲村在1942年被抓，逃脱后嫁人。类似经历反映战争对妇女的摧残。苏智良团队确认海南、湖南等地受害者，目前仅剩7人。她们获得援助，如3万元年费和医药报销，来自捐款。郭一江摄影记录24位老人生活，控诉日军罪行。 长期影响显现，这些妇女后代面临身份认同问题。日本战后遗妇组织推动承认，21世纪初立碑纪念。中国方面，早年修建公墓，保存历史。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分布广，韩国、中国为主，日本妇女部分参与。日本军方从1932年起系统化招募，国防妇人会扮演关键角色。历史学者指出，这个制度导致亚洲妇女数十万受害。中国大陆登记358位幸存者，故事如韦绍兰1944年生下日军孩子，终身受歧视。援助基金提供月饼等慰问，老人表达不公。郭一江采访显示，老人生活简陋，窑洞昏暗，讲述经历时颤抖。日本政府否认历史，老人去世前未获道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