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7年，一缉毒民警，以回族老板身份打入毒贩内部，吃饭时，毒贩突然夹起一块猪肉，放进他碗里，谁料，他腾的一下站起来，火冒三丈，怒目圆睁：“你懂不懂规矩？” 陈建军出生在1962年8月1日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麻栗镇一个普通家庭。他的父亲是一名老公安民警，从小影响他投身公安事业。陈建军在孩童时期就对警察工作产生兴趣，常常模仿父亲的日常职责。1982年，云南省公安机关首次组建缉毒专业队伍，当时20岁的他从麻栗坡县800多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，以第一名成绩入选。在集训阶段，他严格要求自己，苦练擒敌技术和公安业务知识，最终获得优秀学员证书，被分配到砚山县公安局缉毒队。这支队伍是新中国第一支缉毒专业力量，针对云南边境靠近金三角的严峻形势而成立。陈建军加入后，迅速适应高强度工作环境，参与多项侦查任务。他的成长轨迹反映出早期缉毒民警的选拔标准和训练强度，那时毒贩活动频繁，边境地区社会治安面临巨大压力。 从1982年到1987年，陈建军在缉毒队工作五年，先后24次化装深入贩毒集团内部。这些行动大多发生在云南文山州边境地带，那里山路崎岖，毒贩藏匿点隐蔽。他与队友密切配合，查获8起毒品案件，抓获19名犯罪分子，缴获鸦片51.25公斤以上，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，并获得先进个人一等奖。这些成绩源于他积累的侦查经验和对毒贩习性的了解。云南作为毒品流入的主要通道，金三角地区的鸦片生产直接影响当地贩毒网络。陈建军参与的案件多涉及跨村寨交易，毒贩往往携带武器，增加行动风险。他的工作记录显示，早期缉毒主要依赖人力情报和伪装侦查，没有先进技术支持。这段时期，中国禁毒工作刚刚起步，民警们通过实战逐步完善方法。陈建军的贡献为当地打击贩毒活动提供了宝贵案例，推动了队伍的专业化发展。 1987年12月，陈建军接受一项重要任务，化装成回族商人“马老板”，潜入毒枭周荣生团伙内部。周荣生是当地活跃的贩毒头目，手下成员多名，控制部分边境鸦片流通渠道。陈建军利用回族身份掩护，逐步获得信任。在一次饭局中，毒贩故意夹猪肉试探，回族忌食猪肉是常识，这一举动旨在暴露卧底。陈建军当即站起斥责，强调规矩，成功化解怀疑。周荣生随后赔礼，进一步拉近关系。这一事件后，陈建军收集到团伙的藏匿点、交易路径和成员信息，为后续打击奠定基础。贩毒集团内部纪律松散，但警惕性高，类似试探常见于新成员加入。陈建军的应对体现了缉毒民警的应变能力，那时云南边境贩毒案频发，民警需长期伪装生活，承受心理压力。他的情报工作直接关联到12月中旬的行动准备，体现了禁毒情报的重要性。 同年12月13日，砚山县公安局缉毒队获得情报，毒贩冯德国准备进行鸦片交易。冯德国是周荣生团伙的活跃分子，曾多次参与跨界贩运。陈建军自告奋勇，继续以“马老板”身份携带现金住进旅社，与冯德国和陈吉生接头。毒贩提出到家中取货，陈建军同意后返回单位汇报。交易地点设在广南县珠街，但毒贩临时变更到广南县曙光乡小波么村。这类变更常见于贩毒活动，旨在规避跟踪。陈建军无法及时通知队友，只能独自前往。15日，他进入交易现场，与6名毒贩周旋。人赃俱获时，毒贩持火药枪拒捕，陈建军腹部中弹后还击，击毙一名，击伤另一人。他保护7.5公斤鸦片和现金，直至流血过多牺牲。队友赶到时，抓获5名毒贩。此次行动打击了当地贩毒网络，缴获量虽不大，但意义在于摧毁部分流通链条。 陈建军牺牲时年仅25岁，成为新中国首位公安缉毒烈士。他的遗体被发现时，手指仍紧扣扳机，身上覆盖白霜，眼睛未闭。这反映出他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意志。1988年2月，他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4月云南省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，5月公安部追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。这些荣誉源于他生前的贡献和牺牲精神。陈建军的弟弟陈维国和陈维江受其影响，上世纪90年代先后从警校毕业，加入麻栗坡县公安局，继续缉毒工作。他的女儿陈益琳牺牲时仅一岁半，由爷爷奶奶抚养，长大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农业大学，获得硕士学位。她强调自立自强，不给组织添麻烦。陈建军的事迹记录在砚山县公安局警史馆，激励后辈民警。他的持枪证作为遗物保存，象征早期缉毒的艰辛。 云南缉毒工作的背景离不开金三角的影响，那里是全球主要鸦片产地，80年代毒品通过边境渗入中国内地。陈建军参与的行动多针对鸦片贩运，那时海洛因尚未大规模出现。缉毒队成立初期，装备简陋，民警主要靠步行和自行车追踪。陈建军的24次深入行动涵盖蹲守、伪装和抓捕多种形式，每一次都面临被识破的风险。毒贩如冯德国等人往往武装，火药枪是常见武器。他的牺牲暴露了早期行动的通信局限，无法实时联络导致孤立无援。中国禁毒战略在那几年逐步强化，设立更多专业队伍。陈建军的案例被用于培训，强调情报准确性和团队协作。他的工作经历显示，缉毒不止于抓捕，还涉及预防和教育当地群众脱离毒品链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