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战乱时期，大家族为了分散风险，会有一些人在老家看守房子土地等带不走的东西，另外一些人带着金银文物等去安全的地方。例如，著名的荣氏家族，在1949年时，有些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，另一些人去香港观望形势。 明清时期，那些在全国开遍票号的晋商，总会留一部分族人守着山西老家的宅院和田地，经营本地的当铺和商铺，另一部分人则带着资本远赴塞外、江南甚至海外。 1949年的时局动荡，让这种分散策略达到了顶峰。 最典型的便是荣氏家族，这个掌控着上海乃至全国诸多面粉厂和纺织厂的商业巨头，做出了清晰的分工。 家族核心成员中，一部分留在上海打理工厂，迎接新政权的到来。 他们要守住遍布上海的厂房、机器和写字楼，这些固定资产无法移动，却是家族产业的根基。 另一部分人则带着家族积累的金银、外汇和重要商业契约前往香港，在那里开设新的据点。 他们的任务是观望形势，如果时局稳定，便将资金回流支持上海的产业；如果形势有变，香港的产业就能成为家族延续的火种。 这种“两岸布局”的思路，让荣氏家族在后续的时代变迁中，始终保持着发展的主动权。 不过并非所有家族都能像荣氏这样顺利实现分流，如南浔“四象”之首的庞家，就因为内部的决策分歧，错过了分散风险的最佳时机。 庞家老爷子在1949年3月病逝，留下了数千幅价值连城的古画和庞大的产业。 时任孙立人秘书的嗣子早已打包好财物，联系好了前往台湾的船票，可主持家事的主母却坚持留守。 她认为家族的根在苏杭，离开故土就成了无根的浮萍，更何况孤儿寡母的，在陌生的地方未必能立足。 最终，所有打包好的珍宝被重新搬回库房，整个家族选择留在苏州。 那些成功转移财物的家族，过程也充满了艰辛。 荣氏家族运往香港的物资，需要避开层层检查，很多金银被熔铸成不起眼的器具，账本则被缩印后藏在书籍的夹层里。 有些家族为了转移文物，更是想尽了办法。 就像抗战时期，为了保护故宫文物，工作人员将珍宝分成多批转移，有的走水路，有的走陆路，每一批都安排专人护送。 这些做法和战乱中大家族转移资产的逻辑如出一辙，都是通过分散运输路线和载体，降低被一网打尽的风险。 留守的族人，日子同样不好过。 他们不仅要守护家产，还要应对各种未知的变故。 庞家留守后，经历了多次有组织的财物清点，那些曾经被精心收藏的古画，一批批被运走，最终大多进入了国家博物馆。 家族的宅院被没收，族人只能挤在狭小的房子里生活，曾经的锦衣玉食变成了温饱都成问题的窘境。 更惨的是，后来他们还被发配到苏北的劳改农场，从雕梁画栋的豪宅搬到土屋茅棚，一住就是多年。 而那些守着晋商大院的族人，在战乱中也要面对土匪的骚扰和军队的征用，为了保住宅院，往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和精力。 荣氏家族的成功印证了这种策略的有效性，留在上海的族人，积极配合新政权的政策，工厂很快恢复了生产，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力量。 前往香港的族人则利用带去的资金和资源，在香港开设了新的工厂和贸易公司，打通了海外市场。 后来，香港的荣氏产业成为连接内地和海外的桥梁，为上海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出口提供了巨大帮助。 这种“守”与“走”的配合，让荣氏家族在时代的浪潮中不仅没有衰落，反而愈发兴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