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9年，朱德看上了康克清，随即找人说媒表白，没想到被康克清给拒绝了。 康克清上井冈山的时候，才17岁。她是万安暴动游击队里的积极分子，从小家境贫寒，是当“养女”出身的。刚上山时，她背着大马刀，走路带风，活脱脱一个“假小子”。 那时候，朱德已经是红四军的军长了。在年轻的康克清眼里，朱德是什么样的人？是神，是传说中的英雄。 1929年初，红四军转战赣南、闽西。部队打下福建长汀后，朱德经常去妇女组找女战士们谈心。也就是在这些接触中，朱德注意到了康克清。这个姑娘不仅打仗勇敢，干活利索，关键是好学。朱德心里暗暗扎了根，觉得这姑娘行，是个过日子的好伙伴，更是个能并肩战斗的战友。 朱德是个实在人，他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浪漫，觉得合适就得落实。他找了红四军的党代表谈话，想请人去当个媒人。 可康克清一听这消息，第一反应不是受宠若惊，而是压力山大。她当时拒绝的理由很直接：第一，年龄差距大。。第二，地位不对等。 这就体现出康克清的独立精神了。她那个著名的婚恋观流传至今：“只要革命坚决，志同道合，我就不计年龄，不媚权势。”但在那一刻，她还没看清这位朱军长是不是真的“志同道合”，她怕的是自己不够优秀。 朱德得知被拒绝后，没生气，也没摆架子。他反倒觉得这姑娘更有主见了。于是，朱军长决定“亲自出马”。 朱德找了个机会，把康克清约到一起谈话。他没有像个长辈那样教训人，而是非常坦诚地摊开了心扉。朱德说：“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，不论军长还是战士，都是一个样。” 他接着说：“我很喜欢你，觉得你好学上进。结了婚，我会帮助你，你也可以帮助我。我们会成为很好的革命伴侣。” 这话虽然听着不怎么煽情，但杀伤力极强。它击中了康克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——平等与尊重。康克清发现，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，没有一点官架子，他要的不是一个照顾起居的保姆，而是一个能一起干革命的伙伴。 就这样，1929年3月，他们在长汀举行了极其简陋的婚礼。没有婚纱，没有酒席，只有同志们的祝福和那一颗坚定的心。 很多女人结了婚可能会想安稳点，但朱德对康克清的要求是：多读书，多干活，少操心家务。 朱德曾跟她说：“干革命就不能当官太太，当官太太就不能干革命。”这句话康克清记了一辈子。长征路上，康克清是少有的走完全程的女战士。她三过草地，三爬雪山，身上生了疮，脚走到了化脓，朱德心疼吗？肯定心疼。但他从不让她坐担架。 有一次过草地，康克清病得很重。朱德把自己省下来的口粮分给她，甚至把自己的马让给她骑，但康克清硬是摆手拒绝，非要自己走。这就是那一代人的爱情：我爱你，所以我希望你跟我一样强。 这种“互助型”的感情，让两人在长征的苦水里泡出了金子般的默契。朱和平将军后来回忆说，爷爷奶奶的关系始终极其融洽，因为他们的理想信念完全一致，这种爱是建立在革命事业之上的，所以特别稳固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朱德和康克清终于安定了下来。在外人看来，他们是德高望重的领导人，但在家里，他们就是一对普通的老两口。 朱德晚年患有严重的糖尿病，医生严格限制他吃肉。这对爱吃回锅肉的朱德来说，简直是种折磨。康克清管得严，但也有“网开一面”的时候。偶尔开饭，康克清会偷偷挑出一小块精瘦的肉，亲自送到朱德嘴里，笑着问一句：“味道好吃吧？” 朱德这时候就像个满足的孩子，点点头。这种生活里的碎碎念和微小的体贴，比任何海誓山盟都更打动人心。 1976年，那是极其压抑的一年。朱老总90岁了，身体大不如前。 根据康克清的回忆录记载，那是6月21日，朱德因为会见外宾时在空调房等候时间过长，受了凉。25日那天，康克清回家发现他不停地咳嗽，甚至痰中带血。26日，朱德住进了北京医院。 在生命的最后十天里，朱德想的依然不是家事。当李先念去医院看他时，朱德已经虚弱得睁不开眼，但他用微弱的声音叮嘱：“生产要抓，不抓生产，将来不可收拾。”康克清就在旁边守着，听着丈夫最后的牵挂，心如刀绞。 7月6日，朱德走了。康克清没有像寻常妇人那样哭天抢地，她把悲痛埋进了心里。她把朱德积攒的两万元存款全部作为最后一笔党费上交。那年头，两万元可是一笔巨款。她觉得，这是对丈夫最好的告慰。 朱德生前最爱兰花，他赞美兰花有“幽香清远”的品格。 朱德去世后的15年里，每到诞辰或祭日，康克清都会带着后辈去八宝山凭吊。她每次都会带上一盆兰花。1991年，康克清已经病得很重，需要坐轮椅了。但为了参加朱德铜像的落成仪式，她坚持回到了朱德的故乡四川仪陇。 当时，所有人都劝她别站起来了。可这个一辈子倔强的女战士，硬是撑着扶手，颤颤巍巍地站直了身子，把鲜花献给了那个她相守了47年的男人。 那一幕，看哭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她在铜像上镌刻了一段话：“在我们风雨同舟的岁月里，我与你同甘共苦，休戚与共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