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黄竞武被捕，敌人见他不屈服，就把他活埋。当泥土将他全部埋没时，敌人正准备离去，没想到泥土却突然动了起来！ 这堆新填的黄土本该是死寂的，但它在动。 那种动静并不剧烈，不像是惊涛骇浪，倒更像是一条倔强的地龙在已死的荒野下做最后的翻身。此时是1949年5月18日的凌晨，上海南市的这片荒地上，刚刚干完脏活的几个特务正准备拍手走人，那个戴眼镜的被这突如其来的起伏吓得腿肚子直转筋，只有领头的老特务为了撑场面，咬着牙说这是诈尸，脚底下却也虚了。 被埋在下面的黄竞武，此刻或许根本感觉不到上方那双恐惧又残暴的眼睛。对于这个四十七岁的哈佛经济学硕士来说，生命正在被泥沙粗暴地置换。但他还没有彻底停止思考，那双在酷刑下指甲剥落、骨节变形的手，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盲目而精准地抓向了一侧——那里有一根盘错的老槐树根。 这是两股大相径庭的力量，于最后的关键时刻展开激烈角逐。二者势如冰火，彼此抗衡，都妄图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夺得最终的主导权。地面上，是被那土堆起伏吓坏了的敌人，为了掩盖恐惧，他们像疯了一样折返回来，抡起铁锹对着那团蠕动的泥土疯狂狠砸，直到大地彻底被夯实，重归沉寂；特务们慌慌张张地逃离了现场，他们只以为杀了一个"硬骨头"，却不知道那最后一丝震动里藏着多大的杀机。 如果不翻开履历，你很难将这样悲壮的死法，和黄竞武这个名字联系起来。他是黄炎培的次子，是从清华走到哈佛的精英，本该是一个在这个大时代里无论去哪都能西装革履、养尊处优的人物。早在湖南沅陵做盐务稽核所所长时，他就展示过这种名门之后的"格格不入"——面对盐商送上门的巨额贿赂，他非但不要，反而即使被停职也不肯松口；被贬到青口那种偏僻地方，他不像别人那样混日子，反而又去牵头搞起了班车制度，实打实地给乡亲们修了条方便路。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"拗"，到了抗战时期，让他从一个拿笔杆子的书生，变成了一个游走刀尖的潜伏者。往昔，身为中央银行稽核专员的他，凭借一口流利英语，于谈判场合直面周恩来总理，以专业素养担任中方与美国人士谈判的翻译，尽显风采。或许正是从那时起，这位见过顶层博弈的知识分子，看透了什么才是中国的生路。 哪怕到了1949年年初，那个混乱与机遇并存的当口，他依然有很多条退路。父亲黄炎培已经安全北上，周围的同事甚至敌营里的旧识都劝他避一避，可他偏偏把自己像钉子一样钉在了上海。国民党正在策划将中央银行的金银外汇疯狂运往台湾，甚至打算在撤离前炸毁城市设施。"六百万市民还要吃饭，留下一座空城怎么行？"这成了他的执念。他一边发动银行职工罢工，通过工商界朋友在报纸上揭露偷运阴谋，一边利用稽核身份的便利，把那些"绝密"的金融账目和破坏计划偷运出境。 他太清楚自己手里掌握的东西有多烫手了。5月12日早晨，当特务在中央银行的办公室里对他下手时，看中的就是他脑子里的那张情报网。接下来的几天在原保密局监狱里发生的事情，是用"惨烈"二字都无法概括的。敌人为撬开他的嘴，手段极尽狠辣。鞭子猛抽、烙铁热烫，更有老虎凳伺候，但凡能想到的刑具皆轮番上阵，妄图从他口中套出机密。但这个平时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人，竟然只给出一句回话："要杀要剐随便，机密绝不能说！" 这句誓言，他一直守到了泥土没顶的那一刻。直到三天后上海解放，先头部队顺着线索摸到了那棵老槐树下，挖开了那层夯实的硬土。在那具早已蜷缩变形的遗体旁，战士们发现了他左手紧抓树根留下的最后信息——那血迹模糊的袖口布条上，依稀分辨得出是"外"和"仓"字的痕迹。谁能想到，这竟是他拼尽最后一口气拱土挣扎时留下的指引？ 凭借着这拿命换来的两个字，解放军雷霆出击，直接摸到了外滩仓库，硬生生从里面起获了整整十二门原本藏得严严实实的税警总团山炮。如果这批重火器没有被及时缴获，攻城的战士们不知又要付出多少血肉代价。 这消息传到北京时，黄炎培手里正拿着报纸。通讯员看着这位平时稳重的老人，手抖得连那薄薄的几张纸都捏不住。那一天，他在纸上悲怆地写下了给儿子的家书，字字泣血，大意是说你既然能预知死后九天上海便得解放，虽然死得惨，也可以安心了。而在此前那个得知死讯的晚上，有人看见这位父亲盯着报纸上"上海解放"四个大字看了整整一下午，末了在纸上给这个"傻儿子"写了一句更为私密的话：弟弟，你看，天亮了。 这一夜的确太漫长，而黎明来得又是如此残忍地紧凑——距离他牺牲仅仅过了9天，上海便全境解放。6月2日，于监狱旧址，人们挖出含他在内的13位烈士遗体。虽遗体已面目全非，然其不屈之姿态，犹若烈焰，夺目灼心，令人动容。 时间宛如缥缈又沉重的纱幔。它有时轻盈如羽，不着痕迹地从指尖滑过；有时却重若千钧，沉甸甸地压在心头，令人几近窒息。七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在浦东川沙的烈士陵园里，黄竞武的墓碑静静地立在那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