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1年，少尉排长林孝祥深夜潜伏水中布雷，左臂突然被咬住，钻心剧痛传来，他暗叫：“不好！”那东西瞬间消失。 如果不去触摸左臂上那道蜿蜒的疤痕，很难想象七十多年前的那个深夜，这具身体是如何在冰冷的长江水中完成了一场无声的博弈。对于林孝祥来说，1941年的那次行动留下的不仅仅是这块难以磨灭的皮肉伤，更是一种渗入骨髓的沉默法则。 那晚的江水除了刺骨的寒意，还藏着看不见的“刺客”。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，林孝祥携两名战士摸索前行，连手电筒都不敢开，仅凭触觉与肌肉记忆探寻布雷点。陡然间，变故突生。那种钻心的疼痛几乎是瞬间穿透了左臂的神经，不像硬物的撞击，倒像是什么活物带着阴冷的湿气狠狠“钉”进了肉里。 这第一反应本该是惨叫，是人类遭遇袭击时求生的本能。然而，置身齐胸深的江水之中，林孝祥强忍着，将那即将脱口而出的呼喊，硬生生咽回了肚里。此时江面上并不是死寂一片，远处的马达声像幽灵一样徘徊，日军巡逻艇的探照灯像死神的独眼，每隔十几分钟就在江面惨白地扫荡一圈。 这时候发出任何一点异响，不论是人的叫喊还是水花的激荡，代价都是三条命，甚至整个潜伏计划的崩盘。他把嘴唇咬到出血，那一瞬间的血腥味和疼痛感，成了压制喉咙里那声惨叫的封印。 借着微弱的光晕和闪过的探照灯余光，胳膊上那两排细密的齿痕显得格外狰狞，暗红色的血正混着江水往外冒。袭击者早就不见了踪影，大概率是江里那种带着剧毒的水蛇。林孝祥没有时间去惊恐，他当机立断，在那个危机四伏的水下做起了“外科手术”。 右手摸出腰间的匕首，先在江水里草草涮了两下算是消毒，接着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顺着伤口划开。只有放血，把混着毒素的脏血逼出来，才能保住这条胳膊。刀刃划开皮肉的痛楚让他浑身止不住地打颤，额头的冷汗瞬间就和冰冷的江水混在一起，但他眉头都没皱一下，那只刚刚给自己动过刀的手，转眼又稳稳抓住了水雷的牵引绳。 这就是所谓“水下伏兵”的真实处境，装备上的巨大悬殊逼得他们必须拿命去填。彼时，日军运输舰与运兵船于长江肆意横行，如贪婪恶兽般横冲直撞。它们妄图将这条浩浩大江，变为其西进重庆、维持侵略的补给大动脉。为了对付这些钢铁巨兽，布雷队唯一的筹码就是那些重达三百斤的漂雷。这些大家伙没有任何机械助力，全靠战友和民夫四人一组，抬着走几十里崎岖山路，硬是从日军严密的封锁线缝隙里塞到江边。 这不仅仅是力气活，更是精细的算术题。在黑灯瞎火的江水里推着三百斤的铁疙瘩挪动，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。林孝祥和战士们把身体压得极低，脑袋甚至贴着水面，就像几片漂浮的枯芦苇。为了处理那个仍在渗血的伤口，也为了防止血腥味引来更多麻烦，他在行动间隙扯下腿上的绑腿，把左臂勒得死紧。 而在那个连急救包都是奢望的年代，唯一的“消炎药”竟然是兜里揣着的一把晒干艾草。战友只能在芦苇丛躲避的间隙，把艾草嚼碎了敷在那片已经肿胀青紫的伤口上，这种老乡教的土办法，在那一刻成了救命的稻草。 在这种极不对称的对抗中，日军也感觉到了恐惧。他们沿着长江布下了层层叠叠的岗哨，机枪口时刻对着江面，甚至悬赏一千块大洋捉拿布雷军官。探照灯的光柱像筛子一样过滤着江面，任何一点可疑的黑影都会招来机枪的疯狂扫射，之前就有战友的鲜血染红过这片水域。 当晚，就在林孝祥忍着剧痛刚把水雷保险拧开、目送那个庞然大物沉入预定位置时，巡逻艇的马达声逼近了。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，探照灯的光柱甚至几次擦着他们藏身的芦苇丛扫过去。那一刻，三个人在芦苇荡里像泥塑一样一动不动，林孝祥感觉自己半边身子已经疼麻了，但他却甚至还有心情对战友咧嘴笑笑，那种笑里透着一种亡命徒般的狡黠与坚毅。 这场拿命做赌注的夜袭，回报是惊人的。仅仅几天后，那枚在这种绝境下布设的水雷就发出了震天的怒吼，一艘两千吨级的日军运输船连同满船的武器弹药，彻底葬身江底。对于侵略者来说，这段水域成了无法逾越的死亡禁区。而这只是整个长江布雷战役的一个缩影。整整五年，这支没有任何军舰支援的队伍，硬是像蚂蚁搬家一样，在江底铺设了1370具水雷。这一千多枚看不见的“守卫”，最终换来了击沉炸伤114艘日舰船、毙伤5000多名敌军的赫赫战果。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，连大队长林遵都不得不带着三十多名官兵，在没有船只的情况下跳进江里推雷布放。他们不仅仅是在和日军作战，更是在和这冰冷刺骨的江水、和匮乏的物资、和身体的极限作战。每一次入水，都可能再也浮不上来。林孝祥后来说，那时候也会怕，谁不是肉体凡胎？可只要一想到那些日军舰船嚣张的样子，想到如果这些船把补给送到前线会有多少同胞遭殃，那种害怕就被一股子热血给冲散了。 那晚留下的疤痕，后来成了林孝祥身上最深刻的勋章。虽然后来江面恢复了平静，商船往来穿梭，波光粼粼下再也看不出当年的硝烟，但这道伤疤始终提醒着人们，脚下这片安宁的土地，究竟是多少人咬碎了牙关、流干了鲜血换回来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