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4年，26岁的牛晓秀被押往刑场，在行刑前，她不住颤抖，随之裤子被尿液浸湿。 这个来自云南山区的姑娘，穿着特意要求换上的红裙，裙摆随着警车的颠簸轻轻晃动，没人知道这条裙子是她用理发店最后一笔收入买的。 警车驶过县城街道时，牛晓秀望着窗外掠过的发廊招牌，突然想起17岁那年背着包袱离开家的早晨。 当时山路上的露水打湿了布鞋，她攥着母亲塞的五块钱，心里盘算着学会理发后要给妹妹烫个城里流行的波浪卷。 县城第一家理发店的老板娘总说她手巧，却在她提出涨工资时翻了脸，"农村丫头还想挑三拣四"的话像针一样扎在心里。 在深圳打工的第三年，牛晓秀终于盘下间不足十平米的店面。 镜子里的自己穿着新买的碎花衬衫，剪刀在手中转得飞快，直到那个自称做边境贸易的男人出现。 他会带她去吃两块五一碗的牛肉面，听她讲山里的事，然后"不经意"地提起有批"化妆品"要找人帮忙带货。 开始她总是摇头，直到那年冬天父亲重病，医院催缴医药费的通知单像雪片一样飞来。 被警察按在地上时，牛晓秀怀里还揣着给父亲买的止咳糖浆。 审讯室的灯光刺得她睁不开眼，那个男人早已不见踪影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她这个"老板"。 法官宣判时提到了3.2公斤海洛因，她听不懂这代表什么，只记得法槌落下的声音比山里的雷声还响。 同监室的大姐告诉她，这个量足够枪毙三次，她突然想起自己的理发店营业执照还放在抽屉第二层。 1990年代的云南边境，像牛晓秀这样的故事并非个例。 当时南下打工的农村女性有近千万，她们挤在闷热的工棚里，拿着每月不足百元的工资，却要面对比男性多三倍的失业风险。 妇联后来的调查显示，超过六成的打工妹遭遇过不同形式的骚扰，而当她们试图反抗时，得到的往往是"苍蝇不叮无缝的蛋"之类的回应。 我觉得，压垮牛晓秀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。 是哥哥书包上崭新的补丁和她反复缝补的旧课本，是工厂老板那句"女工就是麻烦"，是医院收费处冷漠的眼神，也是那个男人递过来时带着温度的牛肉面。 这些碎片拼凑起来，最终把一个想学门手艺安稳度日的姑娘，推向了边境线上的那辆运毒车。 如今华坪女高的灯光照亮了无数山区女孩的路，张桂梅校长办公室里还放着1996年走访时拍下的照片，墙上的标语写着"我们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"。 只是不知道，如果牛晓秀能晚出生二十年，会不会也坐在教室里，用她那双拿过剪刀和毒品的手，写下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。 她那件红裙后来被当成遗物烧掉了，灰烬随风飘向南方时，像极了当年她离开家时，母亲偷偷塞给她的那把炒花生的碎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