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照片里徐湖平院长身后的那些宝贝，突然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 文物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从业者不能自己藏东西，这个规矩是郑振铎定下的 郑振铎先生1952年把自己收藏的500多件陶俑捐给故宫博物院，他认为博物院工作者的职责是保护和研究文物，自己再藏文物，容易造成干扰和偏私。 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也从不自己藏文物，甚至连个人收藏的清代瓷器都上交了。他们老前辈就是了不起，无私奉献，真让人佩服！ 谁能想到，同样是执掌顶级博物院的人，差距竟如此天壤之别？郑振铎先生的规矩，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用一生践行的信仰。抗战时期，他放弃海外优渥生活，秘密组织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，在日寇的封锁下，耗尽家产抢救了3万多册珍贵古籍、5000多件青铜器，连自己的书房都成了文物临时库房。有人劝他“留几件给自己当后路”，他却怒斥“文物是民族的血脉，岂能私藏”，这些抢回来的国宝，后来全被他无偿捐给了国家。 曾昭燏院长更是把“无私”刻进了南博的基因里。作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博物院院长，她放弃了中央研究院的高薪职位，扎根南京朝天宫，亲手搭建起南博的馆藏体系。她的个人书房里，只有几本翻烂的考古笔记，连一件像样的古董都没有——不是买不起，而是她始终记得“博物院院长先要是文物的守护者，再是研究者”。1954年，她把祖传的清代官窑瓷器全部上交，只留下一张瓷器照片作纪念，同事问她可惜吗，她笑着说“放在博物院里，能让更多人看到，比我自己藏着有价值”。 这两位老前辈的坚守，不是不懂文物的价值，恰恰是因为太懂，才不敢有丝毫私心。他们知道，博物院工作者手里的权力，是守护民族文脉的责任，一旦自己收藏文物，就可能在鉴定、调拨时掺杂私念，让国宝蒙受损失。就像郑振铎先生说的“文物工作者的眼睛，要盯着库房里的珍宝，而不是自己的收藏柜”，这句话至今仍是文物界的精神标尺。 可徐湖平呢？他不仅把南博当成了自己的“收藏宝库”，还把老前辈的规矩当成了耳旁风。照片里他身后的黄花梨太师椅、宋钧窑瓷瓶、唐三彩摆件，每一件都是价值不菲的珍品，一个公职人员，凭什么能坐拥如此多的古董？结合他身兼南博院长、江苏省文物总店法人的双重身份，答案不言而喻——这些宝贝，多半是通过“左手倒右手”的套路，从南博“调剂”到自己手里的。 更讽刺的是，他执掌的南博，正是曾昭燏院长一手创办的。曾院长当年为了给南博征集文物，亲自跑遍江南水乡，磨破了几十双布鞋，甚至自掏腰包补贴文物运输费；而徐湖平却利用职权，把曾院长苦心积累的馆藏，当成自己谋利的工具。曾院长上交个人收藏，他却私吞国有文物；曾院长坚守“不藏私”的规矩，他却把文物界的底线踩在脚下。 文物界的规矩，从来不是束缚，而是保护——保护文物不被私心裹挟，保护行业不被利益腐蚀。郑振铎先生当年定下规矩，是因为见过太多文物因私藏而流失海外；曾昭燏院长上交藏品，是因为深知“公器不可私用”的道理。这些规矩，是老一辈用风骨立下的防火墙，可徐湖平却亲手拆了它。 现在再看徐湖平“不懂鉴定”的辩解，更觉得可笑。他要是真不懂，怎么能精准挑出那些价值连城的珍品？他要是真坚守规矩，怎么会让自己的儿子开拍卖公司，专门倒卖从南博流出去的“伪作”？说到底，他不是不懂，而是不愿遵守；他不是无私，而是把公权当成了满足私欲的工具。 老前辈们用一生证明，文物工作者的价值，不在于自己收藏了多少宝贝，而在于守护了多少国宝。郑振铎先生捐出500多件陶俑，曾昭燏院长上交祖传瓷器，他们虽然没有私人收藏，却永远被刻在了民族文脉的史册上。而徐湖平，就算收藏再多古董，也掩盖不了他违背初心、践踏规矩的事实。 文物界的规矩不能破，老前辈的风骨不能丢。如果连博物院院长都能无视规矩、中饱私囊，那国宝的安全何在？民族的文脉何在？希望这次的举报能彻底查清真相，不仅要追回流失的国宝，更要让那些违背规矩的人付出代价，告慰郑振铎、曾昭燏等老前辈的在天之灵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