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春，祁连山的寒风卷着雪粒，刮得人睁不开眼。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往脸上抹了把冻泥，那张布满酒刺、胡茬硬如钢针的脸，在风雪中更显狰狞，此刻却成了突围路上的“绊脚石”。 事情的起因要回到1936年10月。西路军8000余人西渡黄河，带着800多匹战马、200多挺机枪，目标是打通“国际通道”。可刚进入河西走廊，就遭到马家军的疯狂围剿。马家军骑兵熟悉地形、战法凶悍，西路军打了三个月硬仗，倪家围子一战后弹尽粮绝，部队彻底溃散。1937年3月14日，石窝山会议定下“分散突围”方案，徐向前、陈昌浩先期返回延安，王树声率领右支队沿祁连山北侧往东南突围，唯一的目标就是活着回到陕甘宁。 出发时，右支队还有24名骨干，都是从溃散部队里挑出的硬骨头。祁连山的夜冷得能冻裂石头，他们不敢生火取暖，只能裹着破羊皮袄挤在山坳里。为了不留下追踪痕迹，战士们拆了马蹄铁、裹上破布前行，偶尔还要把马赶进河谷再驱散。最难熬的是饥饿，刚出祁连山那几天，他们挖草根、煮树皮，后来实在撑不住，只能硬着头皮向沿途老乡讨饭。 王树声的长相成了最大的麻烦。他一露面，老乡家的孩子就吓得嚎哭，大人赶紧关门闭户，连勺子碰锅的声音都瞬间消失。无奈之下，只能由长相相对和善的战士出面，喊着“行路军人，讨口热水”，运气好能换来几块硬馍，运气差就只能喝口凉水接着赶路。有一次在甘肃聂家台，一名战士好不容易讨来半罐红薯粥，王树声饿极了抢过碗就喝，竟被老乡家的小伙子当成劫匪，抄着木棍追得满院跑。这场荒唐的追逐，背后藏着的是乱世里陌生人之间的戒备，也是突围部队的无尽辛酸。 突围路上的凶险，比祁连山的风雪还要猛烈。第一次遭遇马家军骑兵追击，是在黑河支流边，5名战士主动留下来断后，打完仗就再也没能跟上大部队。王树声蹲在河边，把这5人的名字刻在石头上，刻完才默默抹掉脸上的冻血。第二次在山垭口，敌人架起迫击炮，炮弹像酒碗般大小，落在石壁上炸得火星乱蹦，这一仗又牺牲了8名战友，原本24人的队伍只剩7人。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还会遭遇土匪拦截。过民乐县南山时，30多个青海土匪扛着汉阳造围了上来，索要钱财和武器。王树声突然大喝一声：“有胆量的放马过来！”那嗓门像炸雷般震住了土匪，趁着对方愣神的功夫，7名战士靠着石壁摆开扇面火力，一个照面就撂倒5个土匪。剩下的土匪吓得扔下几袋羊毛仓皇逃窜，这些羊毛后来被换成了半袋杂粮，让他们撑过了最艰难的几天。 1937年6月，祁连山的雪线逐渐上移，草原上出现了牧民的身影。就在这时，队伍遇到了落单的欧阳毅，他披着羊皮褂，瘦得像根麻杆，见面第一句就是“还剩几个人？”王树声指着瘦弱的通讯员小苏，苦笑着说：“七个半，他只剩半条命了。”简单的一句话，道尽了突围路上的惨烈。 为了减小目标，队伍决定兵分两路。分手前，王树声开了个十分钟的短会，语气格外郑重：“今后谁若牺牲，党籍、军龄由生者作证，延安不会忘了我们。”说完，他掏出自己的毛瑟手枪递给身边的战士：“枪你带，我若倒下，不能让敌人捡便宜。”这份托付，既是对战友的信任，也是绝境中不放弃的信念。 两路队伍的突围之路都充满坎坷。王树声那一路在郭家堡被老乡误当成“马家军探子”，用麻绳吊在房梁上拷问。危急时刻，当地塾师俞学仁出面担保，看到王树声腰间的暗红党证，才知道是红军战士。俞学仁不仅偷偷放了他，还让他穿上女婿的衣服，扮成聋哑人送过黄河，临别时那句“洪水滔天，各凭良心渡”，让王树声记了一辈子。 另一路队伍穿松山峡口时遭遇山洪，战士们抱着枯松在水里泡了半夜，腿上被石块砸得青紫。饥饿难忍时，他们甚至挖过地鼠窝，把紫黑色的地鼠粮煮成稀糊咽下去。后来在乱石堆里发现两具马家军尸体，战士们解下他们的皮带做鞋带，才没赤脚趟过尖锐的碎石。 即便进入陕甘宁边区，危险也并未完全解除。王树声和战士们因为衣衫褴褛、携带武器，被保卫处的便衣当成可疑分子。王树声更惨，被误认成马家军队官，压在驴车上颠进保卫处，直到审讯的同志核对名单，才发现眼前这个狼狈不堪的人，竟是红军的副总指挥，赶紧松绑赔礼。 1937年8月，王树声带着幸存的战士抵达延安。从祁连山突围到回到延安，历时五个多月，行程两千七百余里，出发时的24人只剩8人，平均每三百多里就有一名战友牺牲。毛主席见到王树声，第一句话就是“回来了就好，西路军的账不算在你头上”，简单的一句话，卸下了王树声心中的千斤重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