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十二岁那年，村里来了个戴眼镜的右派，住在生产队的牛棚里。他瘦得像根竹竿，衣裳永远洗得发白，却叠得整整齐齐。村里人都叫他“老右”，小孩们见了他就起哄，往他门口扔泥巴。我娘总拉着我说：“离他远点，是犯过错误的人。”可我总看见他在牛棚门口看书，阳光透过棚顶的破洞照在他脸上，眼镜片反射着光，像藏着星星。 十二岁那年，村里来了个戴眼镜的男人。 住在生产队的牛棚里，村里人都喊他“老右”——大人们说那是犯过错误的右派。 小孩们见了就起哄，往他门口扔泥巴；我娘总拽着我的胳膊：“离远点，当心沾染上坏毛病。” 他瘦得像根晾衣杆，蓝布褂子洗得发毛，却永远叠得方方正正，连补丁都缝得整整齐齐。 可我总看见他坐在牛棚门口看书，阳光透过棚顶的破洞漏下来，在他洗得发白的衣角上晃，眼镜片反着光，倒像是落了两颗星星。 那天我去牛棚附近捡弹珠，听见他在哼歌，调子软软的，像山涧里的水。 他突然抬头看见我，镜片后的眼睛眨了眨，没像其他人那样挥手赶我。 我攥着弹珠僵在原地，他却先开了口：“小朋友，能帮我个忙吗？” 原来他的煤油灯没油了，想借我家火塘的余烬引个火。 我端着燃着松针的破碗往牛棚走，松脂的香气混着牛棚的干草味扑过来。 他接过碗时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，凉得像块玉。 “谢谢你啊，”他从怀里掏出颗水果糖，糖纸皱巴巴的，“这个给你。” 糖是橘子味的，甜得我舌尖发颤——那是我那年吃过最甜的东西。 后来我常借口给牛送水溜去牛棚，他教我认“苜蓿”“菘蓝”这些草的名字，还给我讲书里的故事。 有天他翻出本破字典，在扉页上写我的名字，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响，像春蚕啃桑叶。 “认字是好事，”他说，“字能带你去看更远的地方。” 我问他：“你犯了什么错呀？”他只是笑，眼镜片后的光晃了晃，没说话。 直到某个下雨的清晨，我看见生产队长揪着他去批斗，他的眼镜掉在泥里，碎了一片镜片。 小孩们围着拍手，我却想起他教我写字时，手指在字典上划过的温度。 那天我偷偷把攒了很久的鸡蛋塞给他，他攥着鸡蛋的手直抖，掌心全是汗。 “快走吧，”他推回鸡蛋，从怀里掏出那本字典，“这个你拿着，别让你娘看见。” 后来他被平反回城，走的那天我躲在槐树下，看他背着帆布包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褂子，背影还是像根竹竿。 他回头望了一眼，好像看见我了，抬手在额前比划了一下——是我们偷偷打招呼的手势。 那本字典我藏在床板下，后来考上大学的那天，我摸着扉页上模糊的字迹，突然想起他眼镜片里的光。 原来那些星星，从来不是藏在镜片里，而是藏在一个人不肯熄灭的眼睛里啊。 现在想想，那天的阳光，牛棚的干草香，还有橘子糖的甜味，其实都是在告诉我：别用标签定义任何人，人心深处的光，要走近了才能看见。 要是再遇到当年那些往他门口扔泥巴的小孩，我真想问问他们：还记得牛棚里那个会讲故事的“老右”吗？他教会我的，比任何课本都多。 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，那本字典的纸页都黄了，我还留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