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7年除夕夜，特务将杨虎城的妻子谢葆真捆绑住，随后将粗大的针头狠狠地插进她的大腿，谢葆真发出了凄惨的叫声，眼球也鼓了出来，挣扎了不到10秒钟，谢葆真停止了呼吸…… 那时，“西安事变”后被迫出国的杨虎城执意回国抗日，结果刚一下船就在这一年的一场特务设下的阴谋中彻底“消失”谢葆真本来是安全的，她甚至带着孩子，拥有在外人看来虽然飘零但至少自由的生活。 她却像发了疯一样到处托关系找人，不是为了求救，而是为了确切的知道丈夫被关在哪里，同年11月，当终于打听到杨虎城的下落后，谢葆真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：她带着年幼的儿子杨拯中飞抵汉口，主动找到特务机关，请求入狱。 这就好比一只飞鸟，在看见伴侣被猎人网住后，不想着逃离，反而自己一头撞进了笼子里，这当然不是所谓的“痴情”就能解释的，回看1927年，那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就已经剪了长辫子、放开了被裹的小脚，在陕西的街头巷尾动员妇女解放。 那时候为了给红军送情报，她把密信缝在衣襟里，几次三番穿越敌人的封锁线，胆子大得让接头的壮汉都咋舌，她嫁给杨虎城那年不过十五六岁，新婚之夜对着比自己大二十岁的丈夫，没有任何儿女情长的誓言，反而扔出一句：“我不要海誓山盟，只要你革命。” 所以，当1937年杨虎城决定回国共赴国难时，哪怕明知是龙潭虎穴，哪怕朋友都在劝阻，谢葆真也没有丝毫犹豫，她说“要走一起走”，因为在成为妻子之前，她首先是一个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地下党员。 但监狱这座笼子，比她想象的要残酷一万倍，起初只是软禁，后来为了逼杨虎城低头，特务们开始了针对家属的精神折磨，到了1941年，一家人被转押，甚至一度将她与丈夫强行分开，在那些不见天日的岁月里，高墙之外是抗战的炮火，高墙之内是无尽的煎熬。 谢葆真的身体就是在那种环境下垮掉的，冬天没有御寒的衣物，她就把幼女裹在怀里；粮食短缺的时候，为了让孩子们能活下去，她甚至啃过树皮，把仅有的冷窝头省下来，最令人心碎的是，她在狱中曾生下过一个女儿，那个象征着希望的小生命。 却因为恶劣的环境和特务拒绝医治，就在母亲怀里生生夭折了，即使是这样，特务们也没能从她嘴里听到一句软话，每当那些人想利用她劝降杨虎城时，换来的总是她的唾骂，有时候吵得急了，她抓起手边的东西就往特务身上砸。 即便在最绝望的时候，她还在教儿子杨拯中读书认字，告诉孩子“只有学好本事，将来才能为百姓做事”这种硬骨头，终于让反动派失去了耐心，1947年的除夕夜，原本应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。 杨家山监狱外偶尔还能听到零星的鞭炮声，那是人间仅存的一点喜气，但在阴冷的牢房里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突然闯入，以“治病”为幌子，强行将谢葆真拖到了另一间屋子，那是极度惨烈的一幕：没有审判，没有枪声。 几个男人将她死死按在床上，用浸透了毒药的粗大针头，狠狠扎进了她的大腿，那一年她才三十多岁，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，在那剧烈的疼痛中，她的眼球因为极度痛苦而突起，在这生命最后的10秒钟里，她没有求饶。 而是对着隔壁拼尽全力喊出了最后一句牵挂：“杨虎城，照顾好娃”随后，呼吸停止，杨虎城得知噩耗时没有哭，在这个黑暗的深渊里，死亡或许早就是预料中的结局，他默默找来几块旧木板，亲手给妻子做了一个简陋的骨灰盒。 此后的日子里，无论是转移还是囚禁，他都死死抱着这个盒子，仿佛抱着那个1928年对他说“只要你革命”的短发姑娘，那些刽子手以为杀了一个女人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掩盖罪行，甚至在谢葆真绝食、吞金自杀未遂的那些日子里，特务们都在嘲笑她的“疯狂”。 但他们低估了这对夫妻的重量，1949年，就在黎明即将到来的前夜，屠刀最终还是挥向了剩下的杨家人，杨虎城将军、儿子杨拯中，甚至那个年仅9岁、从小在监狱里长大的小女儿杨拯贵，全部遇害。 特务们将那个旧木骨灰盒埋在了杨虎城遗体的旁边，企图让这一家人彻底消失在泥土里，可泥土埋不住历史，也埋不住那样炽热的灵魂，谢葆真的一生其实很短，没享过几天福。她本可以在海外过着优渥的流亡生活，却偏要回国撞向枪口。 她本可以为了保全孩子向敌人低头，却直到死都被特务视作眼中钉，她用自己并不算长的一生，证明了那样一个道理：在那段烽火岁月中，即使是最柔弱的女性，当为了信仰和爱人挺直脊梁时，那骨头也比钢铁还要硬。 信息来源：《中国现代史》 《纵横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