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宋时轮受邀参加宴会，目光被一位身材较好的女子吸引。仔细一看，宋时轮顿感震惊，腾的一下站起来，快步走近，一下握住对方的手，激动地表示终于见到你了，女子惊诧道：“我们认识？” 宴会厅水晶灯的光晕落在董竹君月白色旗袍的盘扣上，她刚从锦江饭店的后厨赶来，指尖还带着豆瓣酱的微辣气息。 这场由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筹备的庆功宴上，淞沪警备区司令宋时轮的失态让满座宾客窃窃私语——没人料到这位刚率军解放上海的将军，会对一个饭店老板娘如此激动。 “您不记得我了？民国二十六年那个雪夜，在霞飞路街角给我塞棉衣和大洋的人……”宋时轮的声音带着颤音，掌纹里还留着当年冻伤的浅疤。 董竹君的眉峰微蹙，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旗袍领口的珍珠扣。这样的场景她并非第一次遇到，从1935年锦江饭店开业起，总有人带着各种故事找上门，说她是救命恩人。 那时的她不会想到，自己1900年出生在上海郊区那间漏雨的草屋里时，命运早已埋下伏笔。父亲黄包车的铜铃在巷口摇晃，母亲缝补的针线穿过粗布，却怎么也缝不住家徒四壁的窘迫——九岁那年，父亲咳血的痰盂摆在堂屋中央，她被三百块钱“典”给了长三堂子，契约上“卖艺不卖身”的墨迹还没干，老鸨的指甲就已经掐上她的胳膊。 青楼的雕花窗棂外，是她偷偷读的《新青年》。月光从窗纸的破洞漏进来，照亮她在账本背面写的算式。有客人醉醺醺地要扯她的衣袖，她端起茶盏泼过去，碎瓷片混着茶水溅在地上，像极了后来夏之时递给她的那把勃朗宁手枪——1914年东京的樱花树下，这位蜀军政府副都督说“跟我走”，她却偏要自己撬开牢笼，还非要在西式婚书上签下“董竹君”三个字，而不是“夏之时夫人”。 日本的三年，五名家庭教师的粉笔灰落满书桌，她学会了用日文写“自由”，也学会了在物理课本里夹藏革命传单。可回到四川夏家老宅，婆婆的烟杆还是戳着她的额头：“窑姐儿也配进夏家门？”那时夏之时的鸦片枪已经取代了指挥刀，军阀混战的硝烟里，他摔碎她的烧杯，骂她“读那些洋玩意儿有什么用”。 1934年的离婚书，她写得比当年的出逃计划还要决绝。四个女儿的小鞋摆在床头，她变卖最后一支珍珠项链，在上海大世界附近盘下店面。锦江饭店的第一锅豆瓣烧鱼端上桌时，蒸汽模糊了她的眼镜片——她没看见角落里穿长衫的年轻人悄悄把纸条塞进鱼鳃，那是地下党传递的情报，而她早已习惯在结账时多找的几枚银元，变成他们买药品的钱。 “我救过的人太多了。”董竹君终于开口，声音像锦江的汤头一样温和，“或许是某个学生，或许是逃难的母子，记不清了。”她不知道，当年那个穿着破军装的年轻人，后来成了统领千军的将军；就像当年在青楼读报的少女，也没料到自己会在半个世纪后，把价值十五万美金的饭店交给国家。 有人说她不过是顺势而为的商人，可那些被她藏在包间夹层里的电台，那些深夜送到码头的药品，早把答案写在了历史的褶皱里。晚年接受采访时，97岁的她还在念叨没办成的幼儿园，说当年要是学堂没停办，父亲的铜铃或许能少摇几个来回。 水晶灯的光依旧明亮，宋时轮的手还没松开。窗外，上海的弄堂里传来黄包车的铃铛声，像极了一个世纪前，那个送女儿去学堂的父亲，在巷口轻轻摇响的希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