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兴沟站的砖纹 列车缓缓驶过大兴沟站时，我总会探出头去看那座灰扑扑的老站房。

大兴沟站的砖纹 列车缓缓驶过大兴沟站时，我总会探出头去看那座灰扑扑的老站房。墙体上的砖缝里嵌着岁月的碎屑，而每一块青砖的纹路里，都藏着一段沉甸甸的过往——这里的半座车站，是日本侵华史留下的铁证。 祖父曾站在这站台前，那时他还是个梳着羊角辫的孩童。1933年，伪满洲国的旗号在东北大地上飘着，日本人的皮靴踏碎了山林的寂静。为了掠夺延边的木材与矿产，他们强征数千劳工，在大兴沟的荒地上凿石、烧砖、夯土，硬生生筑起了这座车站。祖父说，他见过劳工们赤着脚踩在冻土上，背上的麻绳勒出深痕，监工的皮鞭甩在雪地里，炸开一朵朵暗红色的花。老站房的地基里，埋着劳工们没吃完的橡子面，也埋着他们再也没能回家的梦。 我抚摸着站房西侧的墙壁，这半边墙体的砖料粗糙，缝隙间用黄泥填充，是当年中国劳工手手相传砌起来的；而东侧的墙面却整齐光滑，砖面印着日式烧制的纹路，水泥勾缝严丝合缝——那是日本工兵监造的痕迹。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，在同一座站房上拼接出刺眼的分割线，像一道刻在土地上的伤疤。车站旁的老榆树见证了一切：它曾看见日本人将掠夺的原木装上火车，轰隆驶向朝鲜半岛，再转运回日本本土；也曾看见抗联战士藏在树后，用望远镜盯着站台，将车站的布局默记于心，深夜里悄悄破坏铁轨，让满载物资的列车瘫痪在荒野。 去年深秋，我带着祖父的老照片来到这里。照片里是1945年的大兴沟站，站台旁站着欢呼的人群，有人扯下了站房上的“满洲铁道”标牌，有人举着锄头砸向刻着日文的站牌。如今，老站房的东侧墙面上，还残留着被凿去的字迹痕迹，像一道未愈合的伤口。车站旁新建了纪念馆，玻璃展柜里摆着当年劳工的工具：缺了齿的刨子、磨平了的铁锤，还有一只锈迹斑斑的搪瓷碗，碗底印着“满铁”的字样。讲解员说，这只碗是在站房地基下发现的，碗壁上的裂痕，是劳工们用石头砸向监工时留下的印记。 列车鸣笛的声响拉回了我的思绪，乘客们匆匆走过站台，有人低头刷着手机，有人笑着交谈。很少有人留意到这座站房的特别之处，可当风吹过墙面，两种砖料碰撞出的声响，像在低声诉说着什么。夕阳落在站房的屋脊上，将半座老建筑染成金红色，另一半则浸在阴影里——就像那段历史，一半是苦难，一半是抗争；一半是侵略者留下的罪证，一半是中国人从未屈服的脊梁。 离开时，我在站台的石缝里捡了一块碎砖，带回了家。它被摆放在书房的书架上，与祖父的照片并排而立。每当指尖划过砖面的纹路，我总能想起大兴沟站的模样：那半座日式砖墙，不是风景，而是警钟，提醒着每一个路过的人，有些记忆，永远不能被岁月抹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