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，朱德元帅穿戴整齐，准备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，可就在他准备出发的时候，他却临时决定不去了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？ 那天早上，警卫员推开房门时，看见朱老总正对着穿衣镜站着，军装上的风纪扣解开又扣上，反复三次。他的手指像被冻僵的树枝，抖得厉害，警卫员想上前帮忙，被他轻轻推开：“我自己来，当年南昌起义，枪林弹雨里都是自己扣的扣子。”话音刚落，他身子猛地一晃，右手死死抓住镜柜边缘，才没倒下去。 医生后来悄悄告诉警卫员，凌晨量血压时，低压只有48，“老爷子这几天粒米未进，药也没喝一口，就是硬撑着”。可谁都知道劝不动，自从总理走的那天起，朱老总书房的灯就没熄过，桌上的药碗换了四次，碗沿都结了层药垢。 追悼会当天上午，办公厅的同志来问是否需要派车，朱老总坐在沙发上，摆摆手：“不去了，不给组织添麻烦。”警卫员蹲在旁边，看见他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皮盒子，里面是副缠着胶布的老花镜——那是总理1945年送的，当时总理刚做完手术，还笑着说：“老总，你眼神不济，看文件得靠它，别总麻烦秘书，自己看才安心。” 朱老总摩挲着镜片，突然用拳头砸了下膝盖，声音闷闷的：“我连送他最后一程都站不稳，算什么战友！”警卫员没敢接话，他想起1935年过夹金山，朱老总冻得嘴唇发紫，是总理把怀里的辣椒水塞给他；1947年转战陕北，总理高烧昏迷，是朱老总背着他走了三里山路。这种过命的交情，哪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？ 那会儿外面有些闲话，说朱老总“故意不去”，他从不理会。有次碰到叶剑英，对方拍着他肩膀说：“老总，悠着点。”他笑了笑：“没事，我多干点，恩来就能歇着了。”秘书却看见，他转身时用袖子擦了擦眼角。 其实前一晚，朱老总在书房翻总理的旧文件，里面夹着张纸条，是总理的字迹：“有事多商量，别一个人扛。”他对着纸条坐了半宿，天快亮时才跟警卫员说：“我要是去了，站不稳摔那儿，人家该说总理的追悼会都办不好，不能给恩来丢人。” 他把总理的工作笔记翻了个遍，里面记着没办完的事：西郊机床厂的工人宿舍漏雨，农村的水渠该修了。第二天，他就拄着拐杖去了机床厂，工人拉他进办公室烤火，他摆手：“我来看看宿舍漏雨的事，总理记在本子上呢。”那天他在厂里转了三个小时，爬上二楼宿舍时，腿抖得差点跪下，工人要扶，他说：“没事，当年爬雪山比这陡。” 外交部的人回忆，那段时间朱老总总问：“总理以前见外宾，爱问农业的事，咱们也得接上。”有次见越南代表团，翻译没听清对方的话，他直接用早年学的法语追问，回来才发现假牙松了。医生说他累着了，他却念叨：“恩来常说，工作得接茬干，不能断。” 那年夏天，他去河北农村看麦子，在田埂上摔了一跤，膝盖磕出青肿，老乡要背他，他摆摆手站起来：“总理要是在，肯定先看麦子长得好不好，我这点疼算啥。”回来后，他让秘书把麦穗标本夹在总理的笔记本里，旁边写着：“今年麦子收成好，放心。” 现在再想，朱老总的“不去”，哪是临时决定？他是把眼泪咽进肚子里，把悲痛变成了脚步——去工厂看漏雨的宿舍，去农村看该修的水渠，去会议室接总理没见完的外宾。这种把送别藏进实干里的情谊，比灵前的哭声更响亮，比墓碑上的文字更绵长。那些被汗水浸湿的工作笔记，田埂上没喊疼的伤口，替战友看过的人间烟火，都是他给总理最沉的告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