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来到北京，打算收回父亲购置的四合院，但住户拒不承认，并要求每户赔偿几百万。无奈之下，杜维善只能求助相关部门，那杜维善最后有没有收回房产呢？ 北京东四交子胡同8号，一座老四合院门前，1991年春，一个中年男人拿着泛黄地契，敲开了尘封的记忆。可里面挤着二十多户人家，他们挥着手里的房管证明，齐声喊：“要收房？每家几百万起步！”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本想拿回父亲留给孟小冬的这份念想，谁知一脚踩进产权纠葛的泥潭。相关部门调解了，住户的价码却像胡同里的煤烟，越烧越旺。他能争回这座承载家族传奇的宅子吗？这事儿背后，藏着多少时代变迁的酸甜？ 杜月笙从穷小子混到青帮大佬，手里攥着钱权，娶了五个太太，最出名的就是京剧名旦孟小冬。俩人那段情，搁现在也得拍成大片。1943年，杜月笙在北京东四交子胡同8号，花重金买了座三进四合院，青砖灰瓦，抄手游廊，三十多间房，全是中西合璧的讲究样式。本来是给孟小冬当爱巢的，立契过户，手续齐全，房产证和地契都搁她那儿。可抗战乱世，杜月笙带着四太太姚玉兰去了香港，孟小冬留北京唱戏，后来也跟去香港。杜月笙1951年病逝前，特意交代，把这院子留给小儿子杜维善和闺女，当成家族念想。 杜维善生于1933年，是杜月笙最小的一个孩子。父亲走得早，家里一穷二白，母亲姚玉兰拉扯几个孩子，靠给人缝衣服过日子。杜维善小时候没享过福，上学打工两头跑，靠奖学金考到澳洲念书。毕业后，他在澳洲低价收牛肉，高价卖到台湾，攒下第一桶金。后来移居加拿大，搞贸易，又迷上古钱币收藏，花大价钱从世界各地淘珍品。日子过得有声有色，可他总惦记着父亲那句遗言，总想回国看看，把北京的祖宅接回来。 1991年春天，58岁的杜维善从加拿大飞北京，住进和平宾馆，手里揣着父亲的地契和付款凭证。北京那时刚改革开放没几年，街上自行车铃叮当响，胡同里炊烟袅袅。他坐三轮车晃到东四交子胡同，找到8号门前。推门一看，傻眼了：原本气派的三进院，被木板石棉瓦隔成二十多间小屋，每间不到十平米。电线乱拉，公共灶台边堆煤球，二十多户人家，近百口子，住了三十多年。杜维善亮出地契，说自己是原主，想收回房产。住户们不干，有人甩出1958年房管局的住房分配证明，有人摆出水电费单子：“我们这儿是公有宿舍，交了四十年物业费，修过屋顶，这家是我们祖产！” 杜维善不服气，雇了北京律师，跑西城区档案馆调卷宗。查出来，1949年后私房改造，这院子1958年被房管部门接管，1962年正式划为公有宿舍，分给机关职工家属。孟小冬去香港前，把钥匙交给弟弟，弟弟转手低价卖给了当时的买家，那些买家就是现在住户的上一辈，花了真金白银。杜维善的地契是真的，但产权早变了，法律上住户有事实居住权。住户们一看他来真的，抱团要价：“要我们搬？每户至少三百万！”那年北京一套二居室才十来万，三百万够买半条胡同。 没法子，杜维善找上西城区房管局和民政部门，申请私人产权争议调解。区里组织四次会，评估公司带卷尺进院量，现值两百万，但扣掉占用年限和维修费，所剩无几。会议室里烟雾腾腾，居民代表列清单：换水管、补屋顶、孩子学籍，全是实打实的付出。杜维善摆出地契：“这是父亲给孟小冬的，对我们杜家有特殊意思。”可住户回：“那是你家的事，我们在这儿安家落户几十年，国家政策也护着我们。”谈了三个月，胶着不下。杜维善每天从宾馆跑胡同，皮鞋磨破，公文包里地契翻得发毛。 搁谁身上，这事儿都窝火。杜维善不是缺钱的主儿，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手头宽裕。可争来争去，伤了多少人和气？再说，花几千万买回个空壳子，值不值？杜月笙临终前，当着子女面烧掉所有借据，说过：“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，不争那点利。”杜维善想通了，撤回申请，收拾行李走了。那院子后来被京剧票友花映红买下，花大价钱修旧如初，摆上紫檀书案、戏服头冠、孟小冬旧影，辟成“冬皇旧影”陈列馆，成了北京戏曲文化地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