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6年，战士李文安打光了子弹，结果敌人的两个骑兵挥舞着马刀冲了过来，来不及上刺刀的李文安，只能掏出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，然而要拉引线的时候他才发现，手里的居然只是个水壶。 1936年12月，那时候长征刚结束不久，红军西路军过了黄河，一头扎进了河西走廊。 那时候的红军二六二团，那是刚经历了一连串的恶仗。很多战士手里的枪是空的，看着挺唬人，里面一发子弹没有。这时候枪就是根烧火棍，甚至还不如烧火棍，因为它还没刺刀长，拼刺都吃亏。 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12月17日，大麻烦来了。马家军要冲永昌县城的红军总部，二六二团奉命在二十里铺这块地界硬顶。 这一仗打得那叫一个惨烈。团长陈家柱是个硬汉，一看侦察员说敌人来了，那是一点不含糊，带着人就在简易工事里等着。可敌人来得太快，也太猛。马家军的骑兵打仗有个特点，远了用枪打，近了直接挥着马刀冲阵。那时候红军的工事都是临时挖的土坑，根本拦不住高速冲锋的马队。 二六二团的战士们那是真拼命，虽然没子弹，但没一个后退的。可仗打到这份上，光有勇气有时候真顶不住钢铁洪流。团长陈家柱就在最前线，脑袋上挨了一发子弹，当场就昏死过去。 团长一倒，指挥系统暂时就乱了。三个营被切开，各自为战。尤其是三营，阵地就在个土坡上，后面是一马平川，最适合骑兵冲杀。三营的防线很快就被冲得七零八落，到处都是混战。 咱们的主角李文安，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逼到了绝境。 当时李文安身上那一丁点儿可怜的子弹早就打光了。他正琢磨着给枪上刺刀跟敌人拼命，结果一抬头，两匹高头大马直接冲到了脸跟前。那马上的敌人一脸横肉，手里的马刀举得老高，嘴里还在那怪叫唤。距离多近？也就十来米，甚至能闻到那一股子腥臊味。 这种时候，跑是肯定跑不掉了，人怎么跑得过马？李文安脑子里就剩下一个念头：换命。 反正都要死，怎么也得拉两个垫背的。他下意识地把手伸向腰间——那是战士们的最后一道防线，通常都会留一颗手榴弹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“光荣弹”。这玩意儿一拉，不管你骑兵多牛，大家都得玩完。 李文安瞪着血红的眼睛，冲着那两个骑兵就吼开了：“来呀！炸死你们这两个狗X的！” 这嗓子吼得那是惊天地泣鬼神，透着一股子决绝的杀气。他左手本能地去抓右手那个“手榴弹”的盖子，准备套拉环。可就在这一瞬间，哪怕是在生死关头，手感的差异还是让他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。 低头一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李文安那一身冷汗瞬间就下来了。他右手攥着的哪是什么手榴弹，分明是个军用水壶！ 这事儿要是放电影里，导演都不敢这么拍，但这的确就是战场上的阴差阳错。原来部队出发前，为了挖工事方便，他把挂在腰上的手榴弹解下来放壕沟边了。敌人冲得太急，他一慌神，顺手就把同样挂在腰上的水壶给摸了出来。 这时候敌人已经冲到鼻子底下了，换武器肯定来不及。李文安拿着个水壶僵在那儿，心里估摸着也是一片空白。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，直接把战场的逻辑给颠覆了。 那两个原本气势汹汹的马家军骑兵，居然猛地一勒马缰绳，调转马头，疯了一样往回跑！ 那一瞬间也被这股子“同归于尽”的气势给震慑住了，他们以为那是冒着烟的手雷，或者是炸药包。在战场上，怕死是人的本能，尤其是面对这种不要命的打法。 李文安一看，嘿，这也行？ 刚才还是九死一生，这会儿突然反转，李文安这山东汉子的倔劲儿也上来了。他也不管手里拿的是个啥了，举着那个水壶，装模作样地就追了上去，嘴里还不停地喊：“别让敌人跑啦！同志们快追呀！” 战场上的恐慌那是会传染的。这两个骑兵一跑，后面的马家军一看前面的人都跟见了鬼似的往回逃，也不明就里，以为前面有埋伏或者是红军的大部队反击了，居然也跟着哗啦啦地往回撤。 这就是战场心理学，气势一旦崩了，神仙也救不回来。 在后面指挥的三营长许光华都看傻了。他不知道李文安手里拿的是个水壶，只看见这战士一个人追着一群骑兵跑。但他反应极快，管他什么原因，战机稍纵即逝，立马下令全营反击。 本来被压着打的三营战士们一看这架势，那士气蹭地一下就上来了，怒吼着跟着李文安冲了出去。紧接着，旁边的一营、二营也加入了反击的洪流。那一刻，漫山遍野都是红军的喊杀声，硬生生把这股不可一世的马家军给撵出去好几里地。 等到战斗结束，大家伙儿围在李文安身边，看着他手里那个水壶，一个个都乐了，乐完之后又是后怕和感叹。谁能想到，一场几乎要崩盘的防御战，转折点竟然是一个被当成手榴弹的水壶。 后来李文安把这段经历写进回忆录的时候，有句话说得特别透彻：“战场上不管敌人有多么凶狠，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，就一定能打败敌人！”这话说得实在，但在那个具体的时刻，除了勇气，确实还有那么一点点命运的眷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