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中强调，游击战是重要战术手段，具有“去中心化”的显著优势，抗日武装没有固定的作战基地与作战目标，分散在广阔的敌后地区，依托民众支持开展作战，日军难以进行有效清剿。 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深入敌后，与民众紧密结合，民众提供情报、粮食、物资支持，协助隐蔽作战，让抗日武装能够灵活穿梭于敌后地区，随时发动袭击。 日军对敌后根据地的“扫荡”往往面临“找不到、打不着、灭不了”的困境，即便投入大量兵力，也难以彻底清剿抗日游击武装。 例如，冀中平原的地道战，民众与抗日武装共同挖掘地道，构建了纵横交错的地道网络，抗日武装依托地道开展隐蔽作战，袭击日军据点、破坏交通线，日军多次“扫荡”都难以攻克地道，反而遭受大量伤亡。 华北地区的地雷战，民众与抗日武装自制地雷，在日军必经之路布设地雷阵，日军每次“扫荡”都面临地雷威胁，伤亡惨重，士气受到严重打击。 游击战的作战目标灵活，抗日武装根据战场态势，随时调整作战目标，时而袭击日军运输队，时而破坏日军通讯设施，时而攻打日军薄弱据点，让日军防不胜防。 日军虽试图通过“强化治安”“清乡”等方式应对游击战，但由于抗日武装分散作战、民众广泛支持，日军的清剿行动始终难以见效，反而因长期陷入游击战的消耗而疲惫不堪，战力不断下降。 《论持久战》还强调，中国军队的作战要坚持主动性、灵活性、计划性，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战术，避免固定模式，让日军难以适应中国军队的作战节奏，无法实施有效的应对策略。 在持久战中，中国军队始终掌握作战的主动性，根据日军的作战部署与兵力分布，灵活调整自身的作战计划，主动寻找日军的薄弱环节发动进攻，而不是被动防守。 例如，日军在战略防御阶段重点进攻华北、华东地区，中国军队便在这些地区加强防御，同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，牵制日军兵力。 日军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，重点保守占领区，中国军队便加大敌后游击战争的力度，同时在正面战场适时发动局部反攻，消耗日军实力。 日军在战略反攻阶段兵力枯竭，中国军队便集中力量开展全面反攻，最终击败日军。 中国军队的战术调整具有高度的灵活性，针对日军的不同作战方式，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。 日军擅长集中兵力发动大规模进攻，中国军队便采取“诱敌深入、分而歼之”的策略，避开日军锋芒，在日军深入后切断其补给线，分段歼灭。 日军实施“扫荡”“清乡”，中国军队便采取“化整为零、分散游击”的策略，避开日军主力，在日军撤退后集中力量反击。 日军依靠交通线维持补给，中国军队便采取“破袭战”的策略，破坏日军的铁路、公路、桥梁，切断其补给通道。 中国军队战术的灵活调整，让日军难以适应，每次调整作战策略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，反而陷入被动局面。 游击战是敌后战场的主要作战形式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日军后方，建立抗日根据地，开展破袭战、伏击战、麻雀战、地道战等多种游击作战，破坏日军的交通线、补给线，袭击日军据点，牵制大量日军兵力。 游击战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隐蔽性，抗日武装化整为零、分散作战，日军难以捕捉其主力，每次“扫荡”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，反而因战线过长、防备分散而频繁遭受袭击。 据统计，1938—1945年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共开展游击作战12.5万余次，歼灭日伪军171.4万余人，牵制日军兵力达40余万人，有效削弱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和战斗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