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川解放后，躲在寺院的曾扩情被捕时，却说：我已出家，抓我作甚。 黄埔老大哥，怎么像个没见过世事的学童呢。 他大概真以为剃了光头、穿上灰布僧袍，就能把前半生的纠葛都隔在山门之外——青头皮上还留着未刮净的发根，像没擦干净的墨点。 那时节，西南的硝烟刚散，国民党残部正忙着往边境跑。 曾扩情不是没路可选。 胡宗南派来的人揣着金条和机票，在重庆、成都转了半个月，找到他时汗衫都湿透了：“扩情兄，校长的专机还等在白市驿！” 可他听了另一个“朋友”的劝，说能托人给刘伯承元帅递信，“凭黄埔师生的情分，保你没事”。 结果，飞机的轰鸣声渐渐远了，寺院的晨钟却没能敲到安稳天亮。 解放军从禅房里带他出来时，他还攥着串木鱼珠子。 “我连戒牒都领了。”他嘟囔着，像个被先生抓到逃学的孩子。 旁人早把局势看得透亮，他却揣着糊涂当明白——或许是觉得，只要自己够“诚恳”，时代的车轮就能绕着他走。 进了白公馆，狱警喊“明后天送各位回家”，一屋子人腿肚子都打颤。 曾扩情当场瘫在草铺上，裤裆湿了一片； 后来才知道是伙食要从糙米饭换成带油星的菜粥，他红着脸把湿裤子悄悄塞到床板下。 这种时候，他倒比谁都“实在”，实在得让人心头泛酸。 其实他本有机会站在另一条路上。 报考黄埔时，李大钊先生推荐他和胡宗南同去，考了第二名，仅次于蒋先云。 政治部里，他给周恩来递过文件，东征时胳膊挨过枪子，血染红了半条绑腿。 转折是在北伐后，有人告他包庇共产党秘书，他急得连夜写报告，字里行间全是“效忠校长”的话——或许是为了让家人安稳度日，或许是怕丢了刚到手的少校军衔，这一转弯，就再没回到原来的道上。 蒋介石爱看这种“忠诚帖”，把他塞进复兴社，让他管黄埔同学会。 “反对曾扩情，就是反对我。”蒋校长这话，让他在南京城里走路都带着风。 可他总在小事上拎不清：去四川当特派员，收了人家送的银元、川绣被面，落了个“绣花被面特派员”的绰号； 地方军阀想保他当师长，蒋校长却拍了桌子：“我的学生，岂能给别人当枪使？” 官运就像被雨打湿的纸灯笼，看着亮，风一吹就塌了。 西安事变时，张学良拉他上台讲话，他对着台下喊“联共抗日才是出路”，唾沫星子溅到前排军官的领章上。 蒋介石回来后，把他扔进军统监狱，要不是胡宗南带着十几个同学跪在雪地里求情，他可能早成了狱墙根下的一抔土。 这人啊，一辈子想在各方之间找平衡，却总像走在摇晃的独木桥上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 1959年特赦名单念到他名字时，他正蹲在墙角搓麻绳。 抬头看见阳光从铁窗缝里斜进来，照在手上的老茧上，突然就哭了——不是嚎啕大哭，是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砸在麻绳上洇出一小片湿痕。 后来周恩来总理见他，笑着说“过去的事，就让它过去吧”，他攥着总理的手，嘴唇哆嗦着，半个字也说不出来。 出狱后他选了沈阳，看着报纸上杜聿明他们当政协委员的消息，半夜里总坐起来抽烟。 烟圈一圈圈飘到天花板上，像当年没抓住的机会，从指缝溜走了。 八十多岁那年去北京开政协会议，李仙洲给他敬军礼，他慌忙摆手：“使不得，都是戴过罪的人了。” 青头皮上的发根早已花白，那句“抓我作甚”的疑问，终究成了对自己一生的叩问。 谁不是在时代里浮沉呢？ 只是有人看清了潮头，有人却把漩涡当成了避风港——当年没刮净的发根，后来长成了满头白发，倒像是给那段糊涂岁月，结了个潦草的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