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9年，河南某部队师政委借宿农民家，闲聊中得知对方竟是特等功臣 那天晚上，师政委端着碗，看着老乡家里实在太穷，墙上糊的都是旧报纸挡风。 张福生手里的粗瓷碗还冒着热气，是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红薯粥，就着一小碟腌萝卜干，这就是老乡家最体面的晚饭。他刚带着部队完成拉练，天色已晚，附近荒无人烟，便按照部队规矩，找了村头这家看起来最“宽敞”的农户借宿。可真走进屋里，才发现所谓的宽敞，不过是一间低矮的土坯房，屋顶铺着稀疏的茅草，风一吹就呜呜作响，墙上糊满了泛黄卷边的旧报纸，边角被岁月和烟火熏得发黑，与其说是挡风，不如说是聊胜于无。 炕上铺着薄薄的褥子，补丁摞着补丁，摸上去硬邦邦的，连一层像样的棉花都没有。老乡夫妻俩带着三个孩子，挤在另一张更小的土炕上，大一点的孩子穿着打补丁的单衣，冻得蜷缩在母亲身边，小的那个还在襁褓里，包裹的布料也是洗得发白、起了球的旧布。张福生心里不是滋味，自己常年在部队，虽也吃苦，但从未见过这样清苦的光景，他悄悄把自己随身带的两个白面馒头，往炕沿上推了推，轻声说：“老乡，给孩子们垫垫肚子。” 老乡连忙摆手，脸上堆着憨厚的笑，语气带着几分局促：“首长，不用不用，我们吃红薯粥就够了，您是部队的人，辛苦，您吃。”说着又把馒头推了回来，手上的老茧粗糙得像老树皮，指关节变形，虎口处还有一道深深的疤痕，像是被什么利器划开的，早已愈合却留下了狰狞的印记。 夜里天冷，张福生和老乡坐在炕沿上烤火，借着微弱的煤油灯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他问老乡姓啥名谁，家里种着几亩地，收成怎么样。老乡说自己叫李国安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家里就三亩薄地，遇上旱涝之年，收的粮食不够交公粮，一家人就靠挖野菜、煮红薯勉强糊口。 聊起日子的艰难，李国安没有抱怨，只是挠挠头，笑着说：“不苦，比起以前打仗的时候，这日子已经很好了，至少能安安稳稳种地，不用躲枪子儿。”张福生心里一动，随口追问了一句：“老乡，您还当过兵？” 这话一出，李国安的眼神暗了暗，沉默了片刻，才轻轻点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：“嗯，当过几年，跟着队伍打敌人，后来伤了，就退伍回来了。”张福生也是军人，一听这话，顿时多了几分亲切感，又问：“您在哪支部队？打过大仗吗？” 李国安没有细说，只是含糊地应着：“就是普通的兵，跟着队伍南征北战，没啥大本事，就是扛过枪、受过伤。”说着，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虎口的疤痕，又掖了掖袖口，像是在遮掩什么。张福生看出了他的局促，没有再追问，只当他是普通的退伍老兵，心里愈发感慨，这些老兵为国家出生入死，退伍后却在农村过着这样清苦的日子，实在让人敬佩。 夜深了，李国安的妻子起来给煤油灯添油，不小心碰掉了炕头一个破旧的木盒子。盒子摔在地上，里面的东西散落出来，有几枚锈迹斑斑的勋章，还有一本泛黄的退伍证。张福生下意识地弯腰去捡，拿起最上面那枚勋章时，瞳孔猛地一缩——勋章的正面刻着“特等功”三个大字，虽然锈迹斑斑，却依旧清晰醒目。 他又拿起那本退伍证，借着煤油灯的光，仔细翻看，上面的名字确实是李国安，服役部队一栏写着华东野战军某部，退伍原因是“重伤致残”，备注栏里还密密麻麻写着他的战功：淮海战役中爆破敌人工事，立特等功一次；渡江战役中抢救战友，立三等功一次；抗美援朝战争中坚守阵地，身负重伤，被评定为一级伤残军人。 张福生的手瞬间颤抖起来，他猛地抬头看向李国安，声音都有些哽咽：“老班长，您……您是特等功臣？”李国安见状，再也瞒不住了，脸上的憨厚褪去几分，多了几分落寞，轻轻点头：“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值一提。” 原来，李国安1946年参军，那年他才18岁，凭着一股不怕死的韧劲，跟着队伍打了无数硬仗。淮海战役时，他主动请缨担任爆破手，顶着敌人的炮火，连续炸毁敌人工事三座，身上多处负伤，却依旧坚持战斗，战后被授予特等功。后来抗美援朝，他又奔赴朝鲜战场，在一次坚守阵地的战斗中，被炮弹炸伤了腿和手臂，落下终身残疾，1953年退伍回乡。 退伍时，部队给了他一笔抚恤金，还有安置政策，可他看着家乡连年受灾，乡亲们日子艰难，便主动放弃了城里的安置，把抚恤金分给了村里最困难的几户人家，自己带着妻子回到农村，靠着几亩薄地过日子。他从不跟人提起自己的战功，也从不向政府伸手要照顾，哪怕日子再苦，哪怕身上的旧伤常年复发，疼得整夜睡不着觉，也始终咬牙坚持。 “老班长，您立了这么大的功，为什么不跟政府说？为什么不接受安置？”张福生红着眼眶问，心里又酸又敬。李国安笑了笑，语气朴实却坚定：“首长，我能活着回来就已经很幸运了，很多战友都埋在了战场上，他们连安稳日子都没过过，我又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？国家现在正是建设的时候，我不能给国家添麻烦，自己种地，能养活一家人，就够了。” 煤油灯的光映在李国安的脸上，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