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8年5月2日，苏曼殊因暴饮暴食逝世，年仅35岁，死后在他枕头和床铺下发现很多糖纸。在日本留学期间，他曾“一日饮冰五六斤”，自己还记载过：“食生姜炒鸡三大碟，虾仁面一小碗，苹果五个。明日肚子洞泄否，一任天命耳”。 那天是1918年5月2日，屋里不闹腾了，灯光灰蒙蒙的。 床上的人瘦成一把骨头，枕头底下塞满皱巴巴的糖纸，床铺缝里也都是。看一眼就明白，这副身子是被主人一点点吃垮的。 谁只看履历，会说他是近代著名诗人苏曼殊，精通多国语言，能写诗能画画。 可翻翻他自己留下的几句闲话：“一日饮冰五六斤”“生姜炒鸡三大碟，虾仁面一小碗，苹果五个，明日肚子洞泄否，一任天命耳”，一句比一句拧着劲。 这人出身不算差。1884年9月，他生在一户做茶叶生意的人家，衣食照理撑得起来。 麻烦在母亲身上，母亲是父亲在日本经商时认下的日本小妾，在那种讲究门第的老宅子里，身份抬不起头。 孩子一落地，帽子就扣好了：不是嫡子，还带着一半异国血。 六岁以前，他寄居在日本外祖父家里，清清淡淡，至少有人疼。 1892年，苏家男丁稀薄，把他叫回中国。 那一趟船下了岸，他和母亲就此两头天。进门以后，“富裕人家”的光面褪下去，留下的是冷淡。吃饭排在最后，碗里常常只剩汤渣，冬天衣服不够，手脚总是冰凉。 亲戚嘴上喊“孩子”，心里都把他当外来户。 父亲在外做买卖，对这些情况不清不楚。账做得明白，家里的冷暖就糊涂了。 一个小孩这么熬过去，肚子里那股对食物的执念，就跟石头一样压在那儿。挨饿挨久了，以后见到吃的，很难说服自己适可而止。 后来父亲生意翻车，他被送到上海姑姑家。 姑父心里有杆秤，看不上这个中日混血的侄子，说话尖酸。屋里稍微温一点的是表哥，愿意领着他上学，东奔西走，帮他争取到再去日本留学的机会。 行李不多，人一离开那个家，身上那口闷气就散了些。 到了日本，日子顺了，他在教室里读书，在画纸上画线条，跟着老师学语言，学得飞快。六年一晃过去。1903年前后，他学成回国，开始给各大报社投稿。文章写得有味，稿费也跟着进门。兜里一有钱，童年那颗“见吃不放”的种子就长疯了。 起初，只是比别人多吃几口，多喝几杯。很快就变成另一种活法：饭局接着饭局，酒桌挨着酒桌，肉一盘盘往上端，酒一杯杯往下灌。他心里清楚，这是跟过去那几年挨饿的自己较劲，用现在的饱，把当年的饿往下摁。 那场“包子赌局”挺出名。有人不信他能吃，他当场接话，说几十个不在话下。 一坐到桌边，就埋头往肚子里塞，连着吞下五十多个，脸色一点点发白，汗从额头往下滴。 朋友坐不住，伸手拦，说再吃要出事。他就不顺着，丢下一句“还没饱”，又硬塞了几十个。等到人浑身发冷，被抬去医院，那场面谁想起来都发怵。 喝冰水那回也是同一路数，一口气灌下六斤冰水，旁边有人起先打趣，说他“铁打的肚子”。 话音没落，大家心里就开始犯嘀咕：这哪是逞能，分明是往死路上拐。 长年累月这样折腾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医生一句句叮嘱，他一笑了之，总爱提那句“一任天命”。 他心里并不抗拒佛。 朋友眼里，他是有“佛意”的人，时不时提起出家，袈裟披在身上不别扭，讲起经语来算有门道。可脚一出庙门，又顺溜地走进歌楼酒肆。酒肉不离口，红尘不离身，说得好听是放达，说得直白，是拉着佛意一起下酒。 他对酒肉有瘾，对美人也有兴致。 尤其是歌妓，跟他走得近的，有名有姓的就接近三十个。 他和这些女子说诗，说画，也说烦闷。夜深人散，缘分就停在门口。他一向奉行那句老话：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 情可以谈，酒可以喝，真要说成亲成家，他转身比谁都快。 这种态度，很难说和小时候的经历没关系。小小年纪见过母亲在苏家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，也体验过“在家中却像客人”的感觉。对婚姻和家庭，很难起出好印象。谈感情时，他可以爱得轰轰烈烈，写信写诗，闹得肝肠寸断。 真到了“白头偕老”那一步，他宁可退后半步，把门关上。 外人看他，一面是光鲜的一面：近代诗人，学问好，画也好看，说起几国的话都不打结。另一面，是让人摇头的那一面：暴饮暴食，酒不离口，从来不肯好好照顾自己。医生苦口婆心，他转头就去饭局，人说他不懂养生。 那些糖纸，不只是零嘴的记号，更像一张张小小的欠条。 多少次深夜，他伸手摸到一块糖，撕开包装，塞进嘴里，连自己都分不清到底是在解馋，还是在用甜味把苦味盖过去。 等到1918年春天，他三十五岁的命数走到头，屋里静下来，只剩下枕头边那堆纸片。
